博陵崔氏第二房这一支，起始于前隋礼部尚书崔仲方。崔仲方育有两子，长子崔焘，生崔敦礼、崔余庆，次子崔令，生独子崔承福。
于整个博陵崔氏族中，第二房都算是显赫门第，份量不校
但是此前崔余庆暴卒于长安城南神禾原庄园之中，使得整个博陵崔氏震动，第二房更是愤怒之余隐隐与家族划清界限，崔敦礼在朝中自行其是，根本不听从家族号令
这是整个博陵崔氏所不能容许的，由此施加于第二房的压力可想而知。
崔焘面对重重压力没有选择屈服，而是委派崔承福赶赴长安秘密约见崔敦礼，确认崔余庆之死因。
若与山东士族无关，自然命令崔敦礼听从号令，不得违背山东士族之部署。
可若是确定崔余庆之死乃是山东士族内部所为，意在以“苦肉计”裹挟博陵崔氏第二房，那就得从长计议
乌云渐渐堆积，天色慢慢晦暗，崔敦礼挺直却孤立的背影走出庄园，心头极度压抑。
世家门阀代代传承的“家族至上”理念，的确令家族越来越强盛，厚积薄发之下，能够攫取更多的资源来反哺族中子弟。世家子弟只需一出生，便注定会依靠家族势力与底蕴达到人生巅峰。
出仕为官也好，闭门读书也罢，都能够得到寒门子弟终其一生也无法得到的资源。
然而在这一切看似鲜花着锦、日益精进的背后，却是亲情的丢失、人性的泯灭。
一切以利字当头，为了利益与外人斗、也与自己人斗。
当斗争无处不在之时，还谈什么手足情义、血脉亲情？父子可以反目，兄弟可以阋墙，夫妻可成仇寇
一家如此，一国亦是如此。
王朝兴灭、皇权更迭，江山社稷周而复始，世家门阀又岂能脱离臼巢之外？
自神禾原返回长安，途中崔敦礼掀开车帘看了看外头忽然阴沉下来的天色，吩咐驾车的家仆：“不必回城，先去骊山房家农庄一趟。”
“喏。”
车夫领命，继续向前自房家湾码头渡河，之后没有向北直入长安，而是沿着河岸折而向东，奔赴骊山。
崔敦礼坐在车中，看着沿河繁忙的货物往来运输，以及河道之上密密麻麻停泊的商船，忽而心生感慨。
世人皆云房俊有点石成金之术，尤其是这一处房家湾码头更是几乎垄断关中货殖进出，堪称日进斗金，不知多少人眼热妒嫉，恨不能收入囊中坐享这财富源泉，亦达至富甲天下之美名。
可谁又看到正是这一处码头使得关中货殖进出之总额较之贞观初年骤升十倍不止？
大幅增加的货殖贸易不仅仅给朝廷带来丰沛的税赋收入，更带动了数以十万计的就业。此番关中水患受灾百姓达到数十万，家园湮灭、田地荒芜、衣食无着，即便有朝廷赈济又岂能彻底解决？若是放在往年，这些失去田园家产的百姓要么沦为流民在关中各县流窜乞讨，不仅耗费朝廷钱粮赈济，更为治安埋下隐患；要么不得不投身世家豪族为奴，世世代代沦为贱籍，子子孙孙皆被压榨血汗、敲骨吸髓。
但是现在，正是兴盛的商贾贸易将这些在灾民吸纳过来，固然依旧是家无恒产，却可以凭借两手挣一份钱粮，养活全家活下去。
自古以来重农抑商之政策，自然没错。
无农不稳，农户生产更多粮食才能养活更多人，促使国家更加强盛，但商人不事生产，流窜各地以农户之产出赚取差价，可谓吸取农户之血汗，恶劣至极。且商人重利，无家国之念，为统治者所厌恶忌惮。
但宝剑有双锋，国家想要富裕，却也离不得商业。
若能控制商贾囤货居奇、投机倒把，使之为各地之货殖流通做出攻陷的同时，又能增加税赋、吸纳流民，则国家岂能不富、不强？
当然，古今之贤者未必看不到如此一条出路，却始终未曾有人取得成功，可知其间操作之艰难。
但无论如何，总算是那么一线光明，来破除朝政之种种弊端
马车绕过半座长安城，过灞桥之时天空飘起濛濛细雨，沿途官道之上车马辚辚、行人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