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山海关一线对峙，等飞机克制住敌人飞艇且我军新编部队成军后，再全力攻打。我就不信这个关卡攻不下来。”
“大人，卑职觉得有一些古怪”参谋又发现了问题，“山海关守军虽然占据主动和优势，但这些天一直没有动用大部队进攻，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这就是秦时竹地可怕之处，他明明占据着上风，偏偏不打你，让你提心吊胆地一天天提防。若你稍有疏忽，他的重击随之而来，上一次孟恩远失利，就是因为光顾着想吃掉蓝天蔚，结果大炮被人家劫了去。背后的防御也没做好，结果给打得溃不成军。”袁世凯的头脑还不是一般的清醒，“据情报显示，秦时竹招募了数万部队。与南方革命党不同的是，他不是招募来就投入使用，而是让他们先接受训练。如果我猜地不错，等他们成军之日，就是他大举进攻之时。”
“大人明鉴，不过他既然如此谨慎，我们倒也可以松一口气。编练部队可不是一时半会能行的，等他成军之时。我们地部队也应该成军了，到时候仍然是势均力敌。”有人想起了徐世昌派人前去东北劝说的事，“前两天徐大人派员去抚慰秦时竹，有什么回音？”
“别提了。”袁世凯想来就窝火，“明明是我们派过去的，结果反而成了人家的说客，带了一堆对方的条件回来。”
“对方提出什么条件？”首席智囊杨度灵机一动，“如果能和谈不是更好？”
“和谈？对方的条件根本就接受不了。第一。要求清帝退位；第二，要我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第三。已没收财产全部收归东北方面所有，不得要求追回。你们说说，这种条件，让人如何答应。”
“不过，我听说他也给咱们大人许了好处。”有个参谋鼻子灵，闻到了什么。
“你们都是我地心腹，告诉你们也不要紧。”袁世凯乐呵呵地说，“秦时竹说，只要我出面实现这三个条件，待将来组成全国政府，可以让我担任大统领。”
“这不是和上回黄兴地信差不多了嘛？这帮革命党，尽会说胡话。袁大人现在就是内阁总理，还要任什么大统领？”
“黄兴和秦时竹地意思又不一样，黄克强是让我反正，就地成为革命党，而秦复生是让我帮着实现革命目地，不一定要我做革命党。”袁世凯装腔作势地说，“余不愿为革命党，余之子孙也不愿为革命党。”
“秦时竹以前也不是革命党呀，怎么摇身一变就成了革命党了呢？”有人摇头叹息。
“此话不假，秦时竹一贯以来主张立宪，还组织了什么‘人民之友’，极力要求实现宪政，速开国会，和张謇等人倒是同路。”袁世凯脸上浮现鄙夷之色，“但摄政王不肯听我的，让他及早立宪，速开国会，就是死抱着权力不肯撒手，不让何至于现在这样不可收拾？”
“东北的独立通电我研究了一番，讲到了‘干线国有’也是原因。”杨度认真研究，可算知己知彼。
“几个亲贵大臣、年轻王爷不懂事，摄政王也跟着他们胡闹。这铁路干线事关众多绅商利益，能贸贸然收上来？”袁世凯惋惜地说，“特别象秦时竹这种人，家财万贯，富可敌国，更是招惹不得。菊人兄当年和日本人商谈新洮路就是此人出面经办，他自己也有不少股份在里面；辽阳实业，这么大的一个公司，表面上是他丈人地产业，但真正的后台是他。菊人兄何等精明，屡次三番在我耳边提到此人是个人才，让我留心重用，我本来也有心认识认识、究竟是何许人也的念头，没想到后来就开缺回籍了。开滦收购开平的故事你们也应该听说了吧？能硬生生地从英国人口里夺食，手法和实力不简单吧？商界都传言‘南张北周，关外辽阳’，我问辑之是否有此事，他连连摇头。说太抬举他了，他怎么敢跟辽阳实业相提并论？他何等自负之人，居然谦虚，岂不是更加印证了秦时竹实力非凡？他当革命党，完全是逼上梁山。不仅是他，张謇、汤寿潜这些有名望地宪政派现在都当了革命党，棘手的很啊。”
“听大人这么一说，那实在是太可惜了。本来这人要是不当革命党，他手下那些兵马倒是能征惯战，如果为我所用对大局就太有利了。”
“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还是想着怎么对付他吧。”……
次日，日本发表东三省时局宣言：“……在中国内部事务上，日本严守中立，承认东北革命政府为交战团体，日本在东三省。以‘维持治安，保护侨民’为宗旨，凡于日本政府管内，稍有扰害治安之举动，无论何人籍属何国。日本政府断然严禁。如果有敢出是等举动者，立即按照日本法律一律予以重究，丝毫不贷……”
一石激起千层浪，针对东北人民政府派员接受、截留东北辖区境内海关税收之举动。各大列强纷起抗议，其中又以日本的反应最令观察家们好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对东北方面的举动，深表遗憾和关注，已派专人表示抗议，希望能找到妥善地解决方案……”，但这事就此作罢。再也没有了下文，日本方面居然能善罢甘休让这些观察家大跌眼镜。
接着，各大报纸又云，“东北人民政府大都督秦时竹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鉴于德国、日本、俄国已承认我方为交战团体，同时表示恪守中立，我方决定承认上述国家的既往债权，对海关税收中用于偿还前述各国债务部分不予变更，其余关税收入。一律纳入政府财政。用于革命事业……”
中国国内各大报纸纷纷报导东北方面的“关税自主行为”，对革命政府的勇气表示钦佩云云……
多年来。有关“君子协定”和“关税风波”一直是辛亥革命地重要研究课题，有大量的观点和说法混杂其间，但由于一直找不到相关的政府档案记载，成了一桩无头公案。有人撰文指出，“……由于没有可靠的证据证实，基本可以认定为不存在什么协议，革命胜利后地种种只是后来达成的补充条款……”，也有人采访了当时东北人民政府的成员，请他们回忆相关事实，得到的回答也是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有人说，当时两方根本没有什么协议；有地说，两方本来确实准备达成协议，但由于条件没谈拢，协议一直没有签署；还有地用很肯定的语气说，协议肯定是达成了，但在具体地内容却又存在出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特别是日方当事人三村领事在数年后因轮船失事而死，中方当事人秦时竹自己从来没有提起过一丁半点，使得这个谜团更加扑朔迷离。
时隔六十年之后，原任都督府秘书，负责担任与日本交涉翻译工作地程子玉出版了一本著名的口述作品――《你所不知道的历史――重大决策的台前幕后》，书中披露了有关情况，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已是垂垂老朽的程子玉回忆道“……辛亥革命时，与日本地交涉很重要，为保证革命顺利进行，秦主席（当时担任东北人民政府大都督）统一了政府的思想，指出要以必要的妥协来换取日本的中立，这就是协议一说地由来；……双方谈判后，我担任了好几次翻译，总的说来一直谈不拢，这事是秦主席亲自抓的，他很着急，但面上根本不出来，还是很努力地谈，所以也没谈崩……最后几次，也就是双方快要形成合议时，翻译工作是由当时在政府里任内务部长的葛副总理亲自担任，我们当秘书的不知其详，也不知道事情究竟进展到了何种程度……直到我最后一次到日本领事出来时脸上是笑眯眯的，当时我猜测可能达成了某种协议；……协议的文本和具体内容一直没有公布，政府档案里也没有相关记载，但革命胜利后采取的种种举措又很能验证确实有这么一个协议地存在；……我相信，即使中国没有，日本方面肯定也留下了相应的记载……”
根据他的回忆，有关历史学家反复寻找日本政府的档案，终于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了有关这一事实的间接记载。但遗憾的是，二战中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和日本投降前销毁档案地行为，使很多档案不是毁于战火就是不知去向，协议地详细内容也就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