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三夜如此，曹操惊疑不定，只好拔寨退兵三十里。就这样，刘备大军除了一些信号炮等“道具”以外，没有损伤人马就逼退了曹操几十万大军，为后来智取汉中奠定了坚实的战略基础。
诸葛亮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没有派遣一兵一卒出战，仅仅采取了扰敌、惑敌、疲敌之计，就让曹操退兵三十里，果然是善于谋算。其实这只是诸葛亮运用此计的战事之一，在后来的骂死王朗以及与司马懿的几次对决中，诸葛亮也都运用了这一计谋。
文启第二：效法自然，清静无为
何忧何啬，万物皆得；何啬何忧，万物皆遒。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时之所在，莫知其移。圣人守此而万物化，何穷之有？终而复始。优之游之，展转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复明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长生；圣人不自明，故能明彰。
文王问太公曰：“圣人何守？”
太公曰：“何忧何啬①，万物皆得；何啬何忧，万物皆遒②。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时之所在，莫知其移。圣人守此而万物化，何穷之有？终而复始。优之游之，展转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复明③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长生；圣人不自明，故能明彰。
“古之圣人，聚人而为家，聚家而为国，聚国而为天下。分封贤人，以为万国，命之曰大纪。陈其政教，顺其民俗，群曲化直，变于形容。万国不通，各乐其所，人爱其上，命之曰大定。呜呼！圣人务静之，贤人务正之；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则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
“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则止，启之则行；动之则浊，静之则清。呜呼！神哉！圣人见其所始，则知其所终。”
文王曰：“静④之奈何？”
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从政，是以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此圣人之德也。”
文王曰：“公言乃协予怀⑤，夙夜念之不忘，以用为常。”
①啬：通“塞”，阻塞，阻止。
②遒：强劲，引申为繁荣茂盛。
③明：宣扬。
④静：清静，太平。
⑤予怀：合……的意。
文王问太公：“圣人是如何治理天下的？”
太公回答说：“无须忧虑什么，也无须阻止什么，天下万物就能各得其所；不去制止什么，也不去忧虑什么，天下万物就会繁荣滋长。政令的推行，要使民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化，就像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自然推移那样。圣人就是遵循这一原则治理天下的，所以在这种原则的施行下，天下万物被潜移默化，然后周而复始，永无穷尽。这种从容悠闲无为而治的政治，君主必须反复探求。如果已经探求到了，就不可不藏于心中；如果已经藏于心中，就不可不贯彻执行；如果已经贯彻执行，就不必将其中的奥秘明告世人。天地不宣告自己的规律，但是万物还是按其规律生长着；圣人不炫耀自己的英明，终究还是可以成就辉煌的功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古代的圣人，把人们聚集起来组成家族，聚集的家族多了然后组成国家，聚集成国家而后又组成了天下。把诸侯国分封给有贤能的人，上面的一切可以称为治理天下的纲纪。宣扬他的教化，顺应民俗，把邪曲的转化为正直的，改变他的形象。各国的习俗虽然不同，但能使民众安居乐业，人人尊敬爱戴君主，这就叫做天下大定。唉！圣人致力于清静无为，贤君致力于端正身心，愚昧的君主不能端正身心，所以会与民众抗争。君主政令繁多，就会导致刑罚严酷、繁杂，刑罚严酷、繁杂就会造成民众忧惧，民众忧惧就会流散逃亡。上下不安生业，社会长期动乱不休，这就叫做政治大失。
“天下人心的向背如同流水，阻塞它就停止，开放它就流动，搅动它就混浊，安静它就清澈。唉！真是神妙啊！只有圣人才能看到它的萌芽，并进而推断出它的结果。”
文王问：“怎样能让天下清静呢？”
太公回答：“天有固定的运行规律，民众也有一定的生活方式。君主能和天下民众共安生计，那么天下就自然清静无事。最高明的就是顺应民意，其次是教化民众。民众被教化就服从政令。所以天道无为而生化万物，民众没有多余的负担就可让自己变得富有，这就是圣人施行的德政。”
文王说：“您说的正合我意，我一定要日夜铭记，把它当做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
这节体现了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文王问太公圣人是如何治理天下的，太公借机启发文王推行效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政策。“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时之所在，莫知其移”。只要顺乎自然，合乎民心，就可以长治久安。无为而治是道家的主张，所以在下面的谈话中，太公还提到了“静”的学问，也就是道家清静无为的治国思想。
本篇中提到的治理天下除了顺应民意外，还需要教化民众，民众被教化就会服从政令。他把“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看做圣人的德行，勉励文王像圣人一样治理国家。汉朝的“光武中兴”就是采用了清静无为的治国思想。
公元25年夏，刘秀称帝。第二年定都洛阳，建立东汉政权。刘秀在位期间，以“柔道”治理天下，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缓和西汉末年的政治危机。
公元26年至38年，刘秀颁布六道释放奴婢的诏令，规定战争期间被卖为奴隶者免为庶人，未释放的官私奴婢必须有基本的人身保障。建武十一年，他连下三次诏令，规定杀奴婢者不得减罪，炙灼奴婢者依法治罪，免被炙灼的奴婢为庶人，废除奴婢射伤人处极刑的法律。奴婢的地位较之从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他还多次释放刑徒。
另外，刘秀还注意施行与民生息的政策，首先是薄敛赋。恢复西汉较轻的田税制，实行三十税一。然后是抑武修文，不尚边功，开始重文轻武，尽量避免战争。建武二十一年，西域鄯善、车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为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帝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与此同时，他为了抑制豪强势力，还实施了度田政策。因为东汉是在豪强势力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豪强势力非常庞大，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不仅影响百姓的生活，还影响皇权。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力的控制，减轻赋税徭役负担，光武帝命令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标准。诏令下发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强烈抵制，最终还引发了暴乱，度田政策失败，但是却给予了豪强势力沉重的打击。
光武帝刘秀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既维护了东汉封建统治，也维护了国家统一，他兢兢业业，勤于政事，使东汉初年国家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长的局面。《后汉书》作者范晔这样评价道：“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
无为而治就是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不对它横加干涉，不以有为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光武帝的一系列措施便是抓住了事物的自身规律任其发展，最终出现了“光武中兴”的繁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