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劭继续回去上课了，司马衷摇着折扇在后院场地转了两圈，他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来到大晋以后他是带来了活字印刷术，炼铁高炉和水泥等先进事务和技术，这些都给大晋的带来了很大的发展，但若是有一天自己不在了呢？大晋还能崛起吗？
授人鱼不如授人渔，大部分工匠知道高炉可以炼铁，却不知道对其进行改进使之提高效率，印刷局的工人知道泥版印刷术却不知换成木版甚至是铜版活字。
没有发明创新能力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而想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就得从教育上入手。人才就是国家的新鲜血液，教育方面不到位，国家便没法持续发展，所以朝堂上都是年逾五六十的老一辈在扛大梁，年少一辈的出众者只有那寥寥几人。
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士族，这些士族掌握着书籍字章，代代奉若珍宝似的不外传示人，寻常百姓即使有聪颖好学者，想要读书识字也是一种奢望。如今大晋识字者百不足一，其大部分都是士族子弟，但是士族多为官宦富贵之家，天下承平数十年，士族子弟的官位又有九品中正制做保证，所以他们多不务正业，不好学习。让这样一群庸才甚至是废物管理天下，大晋不灭亡才是怪事。
像卫恒蒯钦刘琨这样出身名家又勤奋好学者，实在是少之又少，司马衷虽然改革了官制，但是选官的途径只有从士族中任命这一条，不是他看不起底层百姓，而是识字且懂些朝政的还都是这些不成器的士族，瘸子里面挑将军，司马衷也很为难。
后世所传的魏晋名士之风也是政治体制所致，只要你出身名家就能有官可做，这些世家子弟是全国少有的文化人，自小继承了家族的学问，在当时说是名士也不为过。所以他们中大部分也不会整日勤学苦练，而是喝点酒磕点丹药，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吏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
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
蒯钦三十多岁成为财政部这样重要部门的尚书，手下又没有多少精于算术的官吏，所以每天都是忙碌个半死，从各个郡县的农税商税到其他部门的预算开支，就让他每日倒在公署里办公，数月下来人也瘦了面容也憔悴了。
司马玮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民政部要注重农事，百姓春种秋收都是影响国家收入的大事，可是下级官吏多为世家子弟，生活优越的他们对农事知之甚少。没办法，司马玮只好亲自上阵，在司州郡县里调查农事和民情，一个二十来岁的郡王风尘仆仆走在田地间，像极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
其他各部也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世家子弟虽然会读书识字，可是老王改革官制之后，专业性人才体现得尤为重要，就像是理工企业招了一批文科人员，运作起来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所以这几部尚书经常来内阁哭诉，说人才太少，卫瓘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好把这种情况汇报给了司马衷。
能当官的人安逸懒散，怎样改变现状呢？司马衷踱步想道，看来是时候把中国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度，搬出来了。
“儿臣参见父皇。”司马遹下课后从何劭那里得知司马衷驾到，便马不停蹄赶来，哪个孩子不渴望得到父母的关怀？父皇来东宫看他可是第一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