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在豫北黄河边，钱家集的瓷货相当有名，后来，好粘土越来越少，没了好料就留不住人，能做细货（瓷器）的师父也越走越多，慢慢就只能烧粗货（陶器）了，到了最后，整个钱家集就只剩下烧琉璃陶器的了。
天渐渐长了，也渐渐暖和了，除了一如既往的穷困，其余的都在渐渐变化。
镇西头冯大瓷的窑场缺人，我看你在家天天晃荡，没个正事儿，你去他那儿干吧。二爷蹲在门口，擦拭着手里的那个由整块玛瑙料子雕成镶金打底的鼻烟壶，头也不抬的说。
我看着那个鼻烟壶，然后应了声：哦！
这个精巧的玩意儿本是宫中的东西，二爷年轻时也曾在京城混过，当时，不知怎么的，他和一位大员搭上了，这个鼻烟壶是一个王爷送给那个当官的，而后那个当官的又转送给了二爷。
二爷回来后，总是在有人无人的时候就掏出这个壶，打开红宝石的盖子，闻一闻早已没了的鼻烟。
可惜在这破落小镇上，很少有人识得此物的精巧，也就没人去夸赞。
二爷终于把那晶莹剔透的鼻烟壶擦好了，装进了袖中，沉吟半晌说：要不，看个啥时候你去南京找你叔吧，他在给官家做事，你去投奔他，混个铁饭碗。
这里说的我叔，是二爷的儿子，叫钱学昌，当年北伐战争时，他在家附近走散了，就在没出现过，当时二爷以为他死了，因为就这么一个儿子，相当难受，人一度恍惚了。结果过了两年，他给二爷寄来了信，说正在南京，当年跟着部队走了，现在从了军，过的挺好，勿挂念。二爷收到信喜出望外，即刻启程去了南京，见到人安然无恙还做了官，父子俩抱头痛哭，而后二爷就回了家，心里的挂念才是放下了。
我还是先跟冯掌柜的跑跑腿吧。过两年南京不急。我打着哈哈道。
嗯，跟着他混混也行，不过他那里你也知道，还是往山西那边送货，路远，吃苦，危险。二爷道。
我说：没什么的，我不怕，我去年跟卯爷跑过的。
那好，走吧，咱俩去他那儿看看说一下。说着，二爷站起了身，拿过一件棉夹袄披上，便带我出了门。
他说他怕冷，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他都要在身上披着件衣服，哪怕三伏天，也要披件褂子。
上了大街没多远，远远看见长兴爷，还是那个打扮，穿着一身又脏又破的棉袄棉裤，腰里系着条布条，显得臃肿不堪，胸前挂着个油渍渍的布包，里面鼓鼓囊囊装着他在外边儿捡来的各种零碎：锈钉子，破布头等一切他认为有用的东西。几句寒暄过后，他又去寻宝了。
我看看他的背影，叹了口气：唉，现在有钱有地的，遭这个罪干啥？
二爷说：以前你长兴爷也是苦惯啦，他的这份家业，是他自己一分一分的挣来，唉，说起来，那会儿是真难啊。不过现在他这个样子，我看不起他！
长兴爷，我爷，二爷他们都是堂兄弟，以前他父亲死得早，他当家时才十六岁，说是当家，其实家徒四壁有什么好当的？用二爷的话说，长兴爷没有享过一天福，小时候家穷，裤子都穿不起，常常挨饿还得干活儿，后来，他父亲死后，家里的担子全扔给他了。也是什么罪都受过，给地主家扛活，当长工。十八那年，赶上了一场战乱，他去用架子车往外推死人，他一个人一车一车的推，腐烂臭气让人作呕，他就那么咬着辫子常常干到半夜，十八岁的孩子，对着这么多死人，说不害怕是假的，但是他就那么咬着牙干下来了。吃饭吃的不怎么样，一件衣服补丁摞补丁一直穿，有两年夏天为了省钱没穿过上衣，膀子上的皮都被晒脱了好几层。他就这么挣了钱就存着，买地，种地，种地，买地，日积月累，日子也过起来了，家里有百十亩地，两家门面铺子，可是年轻时穷苦惯了，老了也闲不住，经常跑东跑西忙前忙后，和以前一样，不过人很好，老实良善。
还没到窑场，就见冯掌柜哭丧着脸跑来了：金叔（二爷叫长金），刚说要找你呢，我这回买卖干不下去啦！
二爷一脸诧异：啥？有啥事儿你慢慢说，别急。
冯掌柜看了看我，犹豫了一下，一跺脚：唉，我这儿场子里闹鬼了！过完年第一窑全坏！你去看看吧，卯叔已经去了。
二爷拔腿就往前跑，我愣了一愣，也跟了上去。
到了地方后，几名老陶工正蹲在门外边儿抽旱烟，院子正中摆着一些琉璃盆和缸罐等，没一个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