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6章 君主立宪
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12月12日，关续清来到北京城南内阁建筑群北侧的国会馆，举行了立宪会议，与会的有在北京的五品以上官员，并邀请了一些外国公使和政治学专家列席。
内阁总理梁启超介绍了未来国家政体的动作模式，最迟不会超过1903年，国家将正式转入新政体，其中最显着的一个变化是皇帝将逐步放弃人事任免权，内阁各部级官员由内阁总理提名担任，而内阁总理人选和最高军事长官人选还将由皇帝亲命，候选人可以由全国届时所有有参政资格的政党各自提出提名，并展开竞选以争取全国国民的支持，票数优胜者当选，获得皇帝颁发任命的资格，在皇帝御批任命书之后，正式当选内阁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任期五年，并至多连任一届。
而选举的方法则采取近似美国选举人制度，每个省份根据人口和经济贡献的排名，获得不同数量的选举人资格，全国总计八百张选举人票，由各省分配得到九成五也就是七百六十张，其余四十张，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
选举人的产生办法则由各省的各级谘议局选出，从乡镇一级上到县州府，再上溯到省级，层层建立起代表民间意愿的谘议局，并在内阁总理选举年选出与总理任期一样的选举人。
而谘议局在平时也需要对各地方的地方行政官员进行选举，但他们没有提名资格，提名资格掌握在内阁总理大臣手中。以避免地方保护太强，削弱中央的弊端。
一直在京的八百名选举人组成国会，日常内政和外交事务由内阁总理大臣和国会决定处理，对外战争或是应对战争的事务，则由皇帝亲自处理，由最高统帅部颁发宣战令。
帝国最高军事权力归属于皇帝，最高统帅部部长处理日常军事调配任务和发展规划，也就是说帝国军队要绝对效忠于皇帝，但在平时接受最高统帅部的指挥。
从权力分配角度看，内阁掌握着行政权，也就是内政和外交的权力，而皇帝掌管着最高人事任命权和最高决策权，从这一点来看，关续清依然是帝国的绝对掌控者。
而帝国国会则掌握着立法权，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都将由内阁制定，在经皇帝钦定后颁行全国，形成一个规则制度者的集体。代表人物便是国会议长，议长由国会选举而定。第一任帝国国会议长由关续清钦定为北洋三杰之一的王世珍。
司法权将从现行的行政体系中剥夺出来，由大理寺的各级分支机构掌握，拥有执行法律和行使审判的权力，大理寺改名为大理院，大理院院长由国会选举出来，并由皇帝任命。
涉及的一些机构变更主要是：一、内阁规制不变，著照旧行。
二、设人事、民政、财政、教育、农工商、科技、外交等11个部，各部堂官，均设部长一员、副部长二员，不分满汉。
三、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增设资政院以博采群言、审计院以核查经费，各地均著以次设立分支机构。
四、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外交部，练兵处、太仆寺并入陆军部；都察院改为肃政院。
这次会议为帝国确立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皇帝大幅度将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释放了出来。在此之前，关续清授意内阁就新政体进行了反复的研究，与其慢慢放出权力滋养出一些人对于更多权力的欲望，还不如一次性将权力释放出来，并形成无可更改的钦定宪律以明白告知权力的内容。尤其是经过了袁世凯叛乱之后，关续清更是要求加快实施新政体的进程，中央权力应当适当的向下分配，地方大权也应当得到有效监督，这是袁世凯叛乱带来的最直接的启示。
新政体的颁行，使得皇帝得以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来研究国家大的发展方向问题，新的《中华帝国宪法》也从制度的层面上巩固了皇权的最高地位。当然，关续清并没有直接照搬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他非常清楚，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皇权的至高无上对于帝国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所有人都依然在皇帝的掌控之中，他绝不会让威廉二世的尴尬再自己身上重演。
《钦定宪法大纲》中为此写道：“帝国皇帝统治中华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统率陆海空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
君主立宪制的颁行也没有令许多官员感到非常惊奇或是难过，相反他们对于皇上的英明之举都击节叫好，这一代官员大多数都受过西方政治文化十来年的熏陶，加上整个国家的视野开阔了，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的政治体制是未来的历史趋向。否则皇上一旦龙驭宾天，国家将面临无所适从的境地。
这次会议上，在皇帝的提议下，一致通过了试行选举梁启超为北京地区选举人，也就是国会议员的提议。梁启超也成为中华帝国国会，第一个议员，并在关续清的第二个试行提议通过后，成为国会终身议员。
趁着这股热度，关续清也试行按照既定的任命仪式，正式任命梁启超为新政体中内阁总理大臣。
第二天，梁启超进宫谒见，领旨全权处理国家军政大事，并受权在七日内完成组阁，而初步的组阁名单他早就呈报给了皇上御览，内阁总理副大臣两人，他提名由御弟载沣和熊希龄担任。
这个提名显示了梁启超政治上圆滑的一面。载沣是皇上的胞弟，在新内阁中放上这么一位皇家贵族，当然是为了让皇上放心，另一方面载沣经过多年的官场历练，也确实成长为一位能够独当一面的政治人才，让他担当副大臣当然是再合适不过得了。
再说熊希龄，天生聪慧，少年时就被喻为“湖南神童”，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后点翰林。曾经与谭嗣同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又参与创设南学会，创《湘报》，是维新运动中的中坚力量，也为帝国新政的推行立下了汗马功劳。让他任副大臣也是实至名归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