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首先取得胜利是可能的——怎样才算“首先胜利”呢？说的是在这个国家，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剥夺了资本主义的财产，组织起社会主义生产……’
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真理说：社会主义的胜利要求若干个先进国家的工人联合努力。也就是说，可以先在一个国家夺取政权，甚至可以先在一个国家组织生产，但只能是“首先”在一个国家里。要胜利，就需要联合努力。因为社会主义还没有在最先进的国家取得胜利。
开始时不需要取得彻底胜利，而只要取胜。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内取胜，消灭剥削者，组织起社会主义生产，指的就是这样的胜利。要取得彻底胜利，只能期待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存是不可思议的。或者保存前者，或者后者。
乌里扬诺夫以前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需要时可以在其他国家发动武装起义——而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发动战争。
资本主义不会让步，既然我们已经卷入了斗争，那就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我们既加强内部，也加强外部，通过推翻高卢、萨伏伊、卡斯蒂亚－阿拉贡、，以及若干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使帝国主义无力对我们宣战。当然，在这些国家里面推动革命，帝国主义也是会干预的。也就是说，形势可能严重地激化，引起连锁反应。
乌里扬诺夫认为：现在就到了“推翻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的时机了。如果兵变真的在今年初爆发，扶桑可能陷入内乱，对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有很大的便利：第一，统治阶级的自相残杀会大大削弱反动力量。如果兵变造成政府瘫痪，扶桑的特务和警察机构就会群龙无首，反动军队则会陷入分裂甚至展开内战。第二，内乱容易催生大量的群众组织，可以给扶桑党组织以展开公开活动的机会，有利于争取群众基础，发展组织的力量。甚至可能让党组织有机会争取合法地位。第三，内乱有助于暴露统治阶级罪恶，促进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士兵——的觉醒。
针对乌里扬诺夫的看法，“某些领导同志”1也表达了相反的意见：第一，扶桑党组织的力量并不强大，外围组织如工会和“劳协”等经常被破坏，掌握的群众不多，党组织本身则长期处于地下活动状态。虽然由于“峨眉峰”的工作，在扶桑的强力机关如军队和警视厅内建立了一些秘密的活动小组，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掌握有组织武装力量的程度。第二，兵变对进步力量来说，未必是好事，因为反动势力可能加紧镇压人民，造成革命低潮。如果扶桑党组织采取激烈对抗态度，更有可能刺激对方大开杀戒。第三，扶桑是海军强国，很容易封锁海岸，而苏联则难以通过海路对进步力量的斗争进行支援。
因此，就产生了一种“谨慎方案”（总不能说是“保守方案”）——不是加入在扶桑本土进行的斗争，而是趁此机会在被扶共党员和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渗透得筛子一样的满洲展开斗争。第一，满洲因为反动网罗稀疏，早已成为扶桑进步青年的避难之地，而布尔什维克也利用满洲“白俄”发展了很多地下组织。第二，满洲是扶桑皇国的殖民地，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便于展开反帝斗争。第三，满洲和苏联接壤，可以动员阿穆尔边疆区和滨海边疆区的部队直接参战。
对于这种谨慎意见，蒋玉成发表了他的看法：
既然扶桑党组织实力弱小，就更不能任由反动势力胡作非为。对于老虎，刺激他也是那样，不刺激他也是那样，总归是要吃人的。既然免不了要遭到打击，扶桑的革命群众总不能坐以待毙。
由于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只能由11名常委进行投票表决——结果以6比5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在扶桑择机发动革命运动的决议——当然，最后的具体行动，还是要征求扶桑党组织的意见。
1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布尔什维克党的公开历史资料往往对党内争论中的反对意见和点名批评做和谐处理，有时候这种春秋笔法很容易造成领导集体在紧要关头团结一致的错觉——就像委员们事后自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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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啊啊啊！·····我说！····我交代！····我什么都告诉你们！！····”
虽然岸本军曹已经用颤抖嘶哑的声音这般哀嚎了好久，但是要把钢钎从人的手指缝里面拔出来，本来就不是一件便宜行得的事情——说句实话，比钉进去要困难多了。
尽管早就熟悉了用刑的残酷情景，主持审问的特高科（公－安）警部还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下令逮捕现役军人而不是让宪兵代劳，本来就是件十分冒险的举动。他又决定用酷刑来撬开岸本的嘴，这就更是孤注一掷了。万一岸本死不开口，身上又带了受酷刑的伤痕，陆军的人肯定要找自己算账，倒时候别说破案立功，没准还要遭天诛搭上性命呢——那帮青年将校可是连首相都敢下手啊！
万幸——现在终于可以开始审问了。然而岸本军曹不但被身体上折磨得气息奄奄，精神上也是濒临崩溃，警部决定先从一些简单的问题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