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给自己和家人留下的财富，大约只是他财富总额的万分之一。这个举动似乎向全世界表达了一个含义：比尔-盖茨不是为自己赚钱，也不是为后代赚钱。比尔-盖茨将个人财富用于防治艾滋病、教育等领域，也向社会表明了他是要帮助某些弱势的特殊人群。这个举动淡化了人们长期以来始终存在的对于富豪阶层“为富不仁”的固定观念。比尔-盖茨的举动至少让公众产生了一种信任：把钱交给比尔-盖茨是可以放心的。于是，比尔-盖茨钱越来越多。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几百年来，获得公众这种信任的资本家，比尔-盖茨毫无疑问是第一个。
从2004年到2007年，彼尔-盖茨连续4年被评为“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够拥有这样的称号，完全是因为他所拥有的金钱的力量。虽然比尔-盖茨的软件对于改变世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微软的软件对于比尔-盖茨来说，更主要是获得金钱的手段。当他成为一个慈善家，当他开始决定如何支付自己巨大的金钱时，他才变成真正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比尔-盖茨是在扮演政斧应该扮演的角色，依靠的就是金钱的权力。
比尔-盖茨大笔慈善捐款还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时代背景。美国政斧为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花费的金钱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对于比尔-盖茨来说，如果美国政斧是完全可以信任的，将钱以税收的形式交给美国政斧也未尝不可。但是，比尔-盖茨显然对美国政斧的战争开销不太满意。如果把自己挣来的钱交给美国政斧，就不得不接受美国政斧把钱花到他不愿看到的地方。正好，美国的政策为他提供了这样的可能：钱可以不交给美国政斧，仍然留在自己手中，但是，这笔巨额金钱将不再花在自己身上，而是由他自己决定花到哪些该花的社会领域。比尔-盖茨这个全球最大慈善家出现在美国，而不是在欧洲，应该是美国与欧洲政策、法律不同的结果。
比尔-盖茨的慈善其实是在慈善的名义下，行使拥有大量金钱的社会权力。因此，他的举动已经超出了慈善还是伪善的争论。人们评价他应该从他为什么而花钱的角度来评价，或者说，评价比尔-盖茨的捐献行为，应该从形式社会权利的角度来评价，结果将大于行为本身。但是，其他的社会权利都是可以监督的，以慈善名义出现的社会权力，基本上是没有监督的，因此，我们并不清楚比尔-盖茨捐献出来的钱，究竟都干了什么。从好的一面看，比尔-盖茨的行为体现了资本的一个深刻的规律：资本的使用只有是对社会有益的，才会带来更多的财富。从不好的一面看，我们其实不知道比尔-盖茨花出去的钱，到底对谁有益。
但是过早的接触到金钱跟权利，对于孩子来说也不是一件什么太好的事情。不过这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毕竟华国的传统文化存在这里。
现代混沌理论有个原理叫“蝴蝶效应”。认为一个自然体系的后来发展，极大依赖于初始条件的输入。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带来体系输出的极大变化。华国文化的雏型期、孕育期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周王朝的诸侯分封制度，将世界东方的华国大地分成大小不等的许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类似于西方希腊时期的城邦。相互间联系广泛，交流频繁、环境宽松。因而工商业和技术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那种自由宽松的空间，各种思想流派，得到了空前发展。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群星灿烂。儒、道、墨、名、兵、法、阴阳、诸家各成系统。其中儒家、道家、墨家思想。已各各形成了它们自己的哲学系统。闪耀着世界观，认识论以及人生哲学的光辉。至今仍能感受到其中人格和人文精神的巨大力量。
但是，在世界东方板块的中心。使历史的蝴蝶扇动翅膀的却不是饱含着人文精神的思想家。而是一些个人品质恶劣、名利权势欲极强的功名利禄之徒。首先是法家人物商鞅，找到了处于边陲之地的秦国，作为他实验政治学说的试验田。而满脑子“霸道”欲望的秦孝公与一心想推行专.制制度以获利的商鞅，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开始了他的变法。商鞅在秦国实行对内严刑峻法，高度聚敛。对外间离分化，穷兵赎武的耕战政策。果然得到了明显的效果。秦国很快强盛起来。但是，由于他推行的这套制度太伤天害理，太有伤天和。商鞅终于作为华国历史上作法自毙的第一人而被五马分尸。作为华国历史上国家恐怖主义的制度化严刑峻法的始作俑者，他的惨死是死有余辜的。后来历史上的法家人物及酷吏，下场大多都和他差不多。这多少是有警世的象征意义的。但是华国的极权制度，总是使这样的酷吏在历朝历代层出不穷。
法家理论之集大成者，是韩非子。而韩非理论体系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公开地鼓吹邪恶，鼓吹强权。法家人物主要特征——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要道德约束，在他的理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法家人物在推行他们的政治理想时，可以完全不考虑下层老百姓的痛苦和灾难。这与孔子“苛政猛于虎”的思想，“过盗泉而不饮”的风范。与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形成了巨大的道德反差。
韩非将政治总结为“法、术、势”三个方面的内容。“法”就是商鞅推行的严刑峻法。“术”即申不害鼓吹的权术。主张君主要独断，要善于用权术驾驭臣下，要将自己的意志、情感、心理深藏于内心。使臣下不可窥测，视之以神秘。才有精神上的威慑力量。也就是所谓“天威不可测”。而“势”则是法家重势派人物慎到鼓吹的权势。他认为“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君主拥有了绝对权势，就能治理好国家。以上法家的重法、重术、重势派的三个代表人物的理论。在韩非的思想里得到了综合、总结与发扬。
韩非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是“圣人执要”。“要”即是枢扭、关键，即是国家最高权力。而“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只要君主执掌了国家最高权力，“抱法处势”而治，则天下人不敢不归服效劳
而且他说：“禁歼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为了巩固君主的统治，对人民必须禁其事、禁其言、禁其心。严厉地统治到行为、到言论、到心里、到潜意识里。真是世界上最早熟、最严密的极权统治术！
至于象“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之类的论述。比比皆体现为对臣民可能不利于君主的因素，考虑到了入骨的程度。其结果也就对社会活力的禁锢到了极端的程度！
于是“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这种制度设计，为皇权的万世一系做好了准备。以后的子孙中，即使出现了不肖的人主，臣下也不敢侵犯他。
韩非的思想方法中——“势者，胜众之资也”、“当今争于气力”、“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莫不将人际关系表述为完全的利益争斗和残酷冷漠。将君主的利益设定为与臣民对立的地位上。并用尊君和加强君主权势的办法来巩固君主的地位。
法家理论的主旨，就是以力服人。以镇压为主要手段。鼓吹强权政治。从制度上设计为君主独览大权的中央集权体制。以加强君主专.制为核心。这个思想制度体系，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严密、极端的专.制主义政治理论学说。华国产生了这样早熟的政治学说，是中华民族的无奈和悲哀。
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即加强控制、强化极权。这种政治思想自秦以来的二千余年间，在最高统治者的意识中始终未有什么改变。但这种政治思想恰恰是与现代**宪政的限权分权理念完全不相容的。
然而，这一整套理论，却正好搔到了赢政的痒处。他在读了韩非的文章后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暴君和法家人物是多么地心有灵犀，臭味相投！当然，这并不会妨碍他在听信谗言后，轻易地便将韩非处死。其实暴君的内心深处，对这些品质恶劣的政治动物也是鄙视和不信任的。这就是历史上的暴君与酷吏，千古不易的关系辫证法。是华国历史轨迹在法家人物的影响下发生偏移后，极具讽刺意味的历史规律。
周王朝的分封诸侯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实是相当合理的制度。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可以通过周王室的协调，可以通过诸侯们的会盟，得到协调解决。诸侯国之间时有的战争，大多不以灭绝对方的国家与宗室为目的。最多也只是改变它的君主，取得一定程度上的有限利益。这样的格局，大大地抑制了各国诸侯的专.制欲望。但是这种游戏规则，却被地处边陲的少数民族的秦国打破了。
大规模的征战与杀戮，恰恰是从法家人物影响秦国政治开始的。从秦孝公至秦始皇十三年统一华国。这一段时期秦国斩各国首级百数十万，这在当时的人口基数上，是多么可怕的杀戮！白起一次坑赵降卒四十万于长平。开创了特大规模屠杀的先例。自秦以后，华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大规模，特大规模的屠杀，是秦国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历史之头！山东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是名实相符的。自此以后，从底层打拼出来的新统治者，许多都选取了这个历史经验，通过大规模的屠杀以树威。这已经成为许多华国统治者的思维定式。
法家人物李斯，辅佐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华.大地，建立了一个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从此这种统一模式成为华国千古不变的统一模式。秦始皇的“千古一帝”的名号也由此而来。世界历史上与之相对应的欧洲希腊的奴隶制**政治的城邦，以及后一点的罗马共.和国，都没有产生这样的结果。这是中西方历史最大不同的开始。作为东方文明中心的华国。在几个功名利禄之徒的法家人物影响下，就如此轻易地改变了世界东方板块的历史进程。历史的蝴蝶，就在此时此地扇动了翅膀。从而也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这种历史的偏移，是祸是福，其实历史已经不断地做出了回答。只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清理与反思罢了。
秦王朝的建立，是法家人物帮助嬴政建立了一个“嬴者通吃”的政治制度。这个嬴者可以泽及子孙千秋万代。不管子孙们是否有本事继续“嬴”，他们的地位已注定了他们总是嬴。除非有一天一切推倒重来，进行一次新的权力博弈。
“嬴政也者，嬴者通吃之政治之谓也”，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的黑色幽默！中华民族用了二千多年仍未能读懂它。面对这样的历史黑色幽默，一切有志在华国建设**政治的有识之士，实在有必要进行系统的历史解读和批判。
虽然在我国历史上，也曾有人怀疑过这种制度。例如：黄宗羲就曾说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王夫之点出过，皇权是“以天下私一人”；谭嗣同说过：“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但是这些思想的闪光，都只是凤毛麟角的闪光，片断的闪光。既未在华国人的思想意识里达成广泛的共识，也未能从根本上触动顽固的权力文化。从而也未造成大的社会影响。君不见，历史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而华国大陆“劝君少骂秦始皇”、“劝君少刺秦始皇”的鼓噪又甚嚣尘上起来了吗？这势头，好象“百代多行秦政治”还要千秋万代实行下去似的！
秦始皇和法家人物共同创建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大一统专.制政体。全面地结束了周朝春秋战国时期的宽松、自由、多样姓的思想文化发展环境。从此，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再也没有出现过。虽然秦朝因为推行暴虐统治很快垮台了。
但是，后来的统治者再也禁不住这种万世一系、高度集权政体设计的诱惑，无不保留了这种皇权体制。而只是在道统、法统方面进行一些有限的修改补充。这种皇权制度被确立后，权力文化在华国得到了全面系统的发展
说秦王朝统一了华国，是一个被偷换的历史概念。其实周朝本来就可以说是一个较宽松的统一国家。在语言、文字、度量衡等诸多方面都有趋同趋势。它保留了文化多样姓发展的自由空间，也保留了民族融合与广泛交流的环境。
统一本来就不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最重要的指标，更不应该是民族国家追求的“唯此唯大”的目标。中华民族对“统一”的过于执着的追求，是大一统极权思维教化的结果。秦王朝的极端控制的统一模式，全面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活力。把秦王朝的统一模式作为唯一的统一模式，更是一种偷换概念的有意误导。把秦始皇吹捧为“千古一帝”，完全无视他给千百万人民带来的无穷的灾难和生命毁灭。完全无视他对中华民族历史活力的无情扼杀。是一种全无心肝的，公开鼓吹邪恶的历史观！
生物的多样姓，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的多样姓，是构成地球上多姿多彩的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法则。这是“造物主”安排的，不应被破坏的法则。而文化的多样姓，人类社会环境的多样姓，则是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应该遵循的法则。试图用强制的国家权力，在大范围内推行一种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来规范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秦王朝的统一模式，就是这种企图在华国第一次实施。从而从根本上扼杀了中华.大地文化多样姓的活力。华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把这种企图的极端程度实施得越厉害，对国家民族造成的损害就越大。
总之，华国历代的统治者，无不是企图在皇权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道统、法统，归于一统”的社会。而且这种努力也确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