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简单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中的老百姓，想形成双重人格都难。而一个人如果处于一种必须降低人格尊严并遍布着阴谋和倾轧，充置着虚伪、争斗和危机的官场生存状态中；在这样纷繁复杂的心理环境中；想置身事外实在是太难。尤其是权欲物欲薰心的人。想不形成双重人格实在是太难。怪不得李白禁不住要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了！
有人说，东瀛人是“暧昧的东瀛人”。其实华国人何尚不是“暧昧的华国人”？在华国的主流社会，只怕还要更暧昧！因为华国人是这种东方文化的发源地、祖师爷！遇事不能直白表达，文章不能开门见山、开诚布公。眼光犹疑闪避戒惧。作报告套话、假话、大话、空话一大套。甚至主流媒体给人的总体印象就是虚假、空洞、浮躁。一切弄得人为的复杂。这是一种虚伪的复杂，内耗的复杂。是历史的复杂，文化的复杂，民族人格的复杂！华国人现在仍在这种历史的复杂中挣扎！
产生官场文化的基础是传统极权体制。是权力地位的私相授受，是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环境氛围。官场人物的病态人格由此产生。
首先我们要研究的华国官场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宦官，也就是太监群体。历史上由秦至清，历朝几乎都出现过权倾朝野、影响极大的太监。例如秦朝的嫪、赵高。汉朝的十常侍。唐朝的高力士、李辅国、仇士良、鱼朝恩。宋朝的王继恩、童贯、梁师成。明朝的王振、刘瑾、魏忠贤。清朝的安德海、李莲英、张兰德等等。真是举不胜举。
太监因为是被阉割之人，失去了生殖和过正常性生活的能力。这种特殊的身体状态。加之宫庭内的生存环境，从而大多产生出一种畸变的心理状态。当然，对华国历史曾产生过好影响的宦官也有。例如司马迁、蔡伦、郑和等。但是作为一个群体，那是极少的特例。
绝大多数太监。在取得权势后都成为祸国殃民的帮凶或主凶。他们的那种贴近最高权力，处于权势争斗中心的地位。那种充满倾轧、算计、争斗、波谲云诡的环境。促使他们养成了卑贱、奴性、附势、孤独、迷信、多忌、贪婪、凶残的变态人格。太监的变态人格。作为一种宦竖人格被定型下来，成为了华国官场人格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而且对整个官场文化的形成产生过极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赵高的指鹿为马的演练，成为历代官场专权树威的经典模式，就是一例。而魏忠贤公开称九千岁，到处立生祠，肆无忌惮地弄权。大量网罗朝廷大臣做干儿子，完全不把满朝文武放在眼里。都是典型的例子。
宦官群体，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已经终结了。但是它作为一个群体。而且是对华国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群体。对官场文化积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群体。其残留下来的影响是长期难以终结的。不信，只要看看辛亥以来，历代有着浓厚权力附庸色彩的官场人物。那些以贴近绝对权力为能事，奉行着宦竖人格的官场人物的作为，就可以明白。
总之，宦竖人格，作为一个曾长期存在于华国历史的现象。就象酷刑和缠足之类的历史现象一样，对整个民族心理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官场人群中，另一个群体类型的病态人格，是臣妾人格。此群体包括帝王官吏和后宫嫔妃。之所以把帝王也包括在内，一是因为臣妾与帝王的角色是经常可以转换的。例如汉朝的吕后、王莽、董卓、曹操，唐朝的武则天、韦后，以及后来的赵匡胤、慈禧等等。有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取得了帝王地位。有的干脆取而代之，当上了皇帝。历史上的例子实在太多，举不胜举。二是“臣”作为动词用，意即“役使、统率”。即现代汉语中的上级领导下级。而这种役使、统率、领导的关系，在等级的阶梯中，处于顶端的是帝王。臣妾相对于帝王而存在，帝王依赖于臣妾以生存。这种生态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其角色定位也不宜绝然分割。
再者，帝王在一个独立的时间段、空间段，只能有一人。所谓“一山不能存二虎，一国不可有二君”。帝王的群体效应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体现。而在历史长河中的群体效应，却怎么看怎么也是：“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如要细细分析，在历史上，开国皇帝的表现或各有千秋。而继承大统者，如果遇上“佳子弟”。自身素质较好，又肯虚心纳谏。国家或者还可过上几天好日子。若碰上“无赖儿郎”。自己昏庸愚昧，邪狭不堪。大权或旁落太监，或旁落于外戚权臣，则国家很快就会一塌糊涂。例如明朝就几乎全是这样的“无赖儿郎”。所以，帝王的人格，被列入臣妾人格范畴，是没有被冤枉的。下面的论述，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臣”字，《说文解字》中说它“象屈服之形也”。亦有古人云：“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华国史书上最早出现“臣妾”词组，是在司马迁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国为吴王夫差战败，“勾践请为臣，妻为妾”。于是，一位国君和他的夫人，就这样作为第一对有名有姓的“臣妾”，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华国的历史！这是有相当象征意义的。由此可以推断帝王臣妾的地位是多么的变幻莫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固然是无上的荣耀。早晨贵为王候，晚上沦为阶下之囚，亦是常事。荣枯咫尺可异，瞬息可至。这就是为帝王臣妾者的生存状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