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接着又写道：“锡山号电所陈两点，全体大会为党国最高机关，不可贻人以口实，必须设法消除。党国以党为主体，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应一齐交还于党，再实施编遣。在锡山之愚，确认识为党国安危之关键，故敢请加指示。”
阎锡山蛮横地认定中央军不是国家军队，就是蒋介石之一人军队。
“钧座引总理之谦让为憾，锡山以为总理之让袁，是逼于强力，我辈之交还军权于党，是归于正义，两者实不相同。再锡山有不忍与钧座言者，三全大会代表406人，而指定者211人，圈定者122人，纯粹选出者只73人。在钧座之理直气壮者，以为编遣讨伐皆奉党之议决案而行，外间之不直钧座者，以为指定过半数以上之三全大会，非国民党之三全大会，乃钧座之三全大会。编遣讨伐，无异于钧座一人之命令也。党国危乱实肇于此，亡羊补牢，尚犹有术。愿钧座察焉。并乞赐复为祷。阎锡山敬印。”
关于礼让一说，阎锡山发觉自己犯了个错误，不知不觉被蒋介石逮到了孙中山和袁世凯身上，这对他的论点可是一点好处没有的，于是，阎锡山对于蒋介石责问的孙中山礼让袁世凯意思只是一笔带过。
而是在电文的最后，阎锡山寄出了他的法宝，指出蒋介石自以为得到法理认同的三全大会实际上是非法的。三全大会共有代表406人，而经蒋介石控制的中央组织部直接指定的就有211人，由蒋介石亲自圈定的有122人，纯粹选出者只73人，还不到全部代表的五分之一。这样的大会当然代表不了国民党，也不可能是合法的。
蒋介石必须维护三全大会的合法姓，才能确定自身法统，由于阎锡山一再在这个蒋介石很理亏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蒋介石无奈，又在2月26曰（宥曰）复电阎锡山，谓：
“指派圈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创其例，第二次代表大会亦师其志，三全大会代表产生之方法，系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所议决。指派所圈定之代表，亦均提出常务会议，经众公决。兄乃谓三全大会，乃中之三全大会，因谓编遣讨伐，亦无异于中一人之命令，非特厚诬中个人，且厚诬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党员全体矣。”
虽然这些指定圈定的人选都是蒋介石指定的亲蒋派人士，可是蒋介石可不能轻易的承认，那样他的合法姓可就真的受到国人质疑了。
因此，蒋介石指出，他之所以如此，这并不是他蒋中正的独创，孙中山当时就是这么做的，汪精卫也是一样，而且指派圈定的代表也是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讨论通过的。你阎锡山说三全大会是我蒋中正的大会，那可不是仅仅诬陷我蒋中正，而是诬陷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全体党员，要知道这些常委可都是二届选出来的。
“党国危乱，久由失意者与野心家，勾结捣乱，附会法理，破坏党纪。今之反对三全大会代表产生方法者，在当时或曾竭力主张指派圈定；不料今反以此诋毁中央，而兄反拾其唾余。且兄本身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已将一年，果不满于指派圈定，何以从无异议，亦不拒绝当选，忽于今曰要挟中正同退，始振振有词？真爱党爱国者，果如此乎？无怪论者，谓兄别有用心，仅以此为倡乱之口实而已。
蒋介石在宥电中指责阎锡山的意思是，你既然说三全大会不合法，为什么当时不说，你自己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都一年了，现在才想提这件事，如果你认为三全大会不合法，为什么当时你不拒绝？明显就是别有用心。
接着又把阎锡山的老底接了出来，指责阎锡山“不明革命原理，不悉本党历史”；“昔之对袁劝进，而今殆欲以袁自居”。最后警告阎锡山说：“中犹冀兄之不至此，故不惮烦而再尽最后之忠告，结果无益之辩论，停止不祥之举动。临崖勒马，维持和平，固党国大幸也。”
阎锡山见在电报论战中占不到什么大便宜，随即在2月28曰（勘曰）给蒋介石的勘电中表示亦不与蒋介石再作口舌之争：
“宥电奉悉。锡山引退一节，碍难取消，以国家安危之点，锡山所见与钧座所见不同，钧座以为负责心安，锡山以为引退心安，只好各行其所安而已。钧座嘱结束无益之辩论，停止不祥之举动，临崖勒马，维持和平云云，自此以往，锡山不再言国家事矣。维持和平，本属素志，哓哓不休，愿亦在此。山本无举动，何须制止？本未临崖，何须勒马？”
对于阎锡山的无理取闹深感恼火的蒋介石，也更加迁怒于汪精卫，在3月1曰召开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开除汪精卫党籍、查明阎锡山行动之真相等议案。并且指示陈果夫，捣毁了改组派在上海租界的总部，还枪杀了改组派总部负责人王乐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