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城位于沔水与淯水交汇拐弯的南面，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刘表的治所所在，整座城池临水而建，修筑的格外高大险峻，就算大军来攻，也能巍然而立，可谓固若金汤，扼守着南下荆湘的咽喉。
现任荆州牧刘表，字景升，山阳郡高平人，为汉鲁恭王刘余之后，是汉末宗室三州牧之一。另外两个由宗室身份担任州牧的人，便是幽州牧刘虞和益州牧刘焉。
刘表身长八尺有余，姿貌温厚伟壮，少时便知名于世，与张俭、岑晊、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等七位贤士并称为“八及”。所谓八及，便是“能导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导其他人学习三君等榜样的人。
党禁解除之后，刘表被大将军何进征辟为曹掾，出任北军中候。后来董卓把持朝政，荆州刺史王睿为孙坚所杀，董卓上书委派刘表接替王睿的职务。刘表上任之初，荆州宗贼甚为猖獗，加之袁术屯兵驻守鲁阳，手下拥有最为繁华富庶的南阳之地，吴人苏代为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县长，各据私兵而于当地称霸，导致刘表无法名正言顺地前往荆州刺史治所汉寿城赴任，于是他隐匿身份，独自一人赶赴荆州，这才得以上任。
刘表到了荆州之后，匹马进入宜城，与南郡中卢士人蒯良、蒯越、襄阳士族蔡瑁等人共谋治理荆州的计策。
刘表对几人说道：“荆州各郡存在太多以宗族和乡里关系组成的武装团伙，百姓因此不来依附朝廷和官府，袁术也因此而嚣张跋扈，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只怕大祸就要降临荆州！我想在这里征募士兵，讨伐宗贼，但却担心无法聚集，不知诸位有何对策教我？”
蒯良反对刘表兴兵，劝阻说道：“百姓不来依附的原因。是出于仁之不足，百姓依附而不能兴治的原因，是出于义之不足；如果仁义之道能在荆州盛行，则百姓来归如水势之向下。何必担忧来者之不从而要问兴兵之策呢？”
刘表又问蒯越，蒯越回答说：“治平者以仁义为先，治乱者以权谋为先。兵不在多，在能得其人。袁术为人勇而无断，苏代和贝羽等人皆匹夫之勇，并不足为虑。宗贼首领多贪暴，为其属下所忧。我手下有一些平日具备修养的人，若遣去示之以利，宗贼首领必定持众而来。使君便诛其无道者，再抚而用其众。如此一来。荆州百姓便乐于留守故土，得知使君为人有德，必定扶老携弱而至。然后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袁术等人虽至，亦无所能为。”
刘表感慨说道：“子柔（蒯良字）之言，是雍季之论。异度（蒯越字）之计，可是臼犯之谋。”
雍季和臼犯，是春秋时晋文公手下的两个谋臣。晋楚两国在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曾向二人问计。臼犯主张用诈谋，雍季反对说诈谋虽能得逞于一时。但不是取胜的长久之术。后来晋文公采用诈术取得战争的胜利，但在行赏时，却把雍季排到臼犯的前面。属下觉得不解，晋文公便向他们解释说：“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臼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
最终。刘表还是采取了诈谋之术。他让蒯越派人诱请荆州各地宗族武装团伙的头领五十五人前来赴宴，然后将这些人全部斩杀，随后立即袭击这些丧失了头领的宗贼团伙，结果自然是大获全胜。一场大清洗过后，荆州只剩下张虎和陈生两个头目拥众据守襄阳城。刘表便派蒯越与庞季单骑前往襄阳将两人说降。荆州境内的各郡县长官听说了刘表的这番手段之后，与宗贼有牵连的都解下印绶逃离了荆州。
至此，匹马入荆州的刘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控制了除袁术占据的南阳郡外的荆州其他七郡之地，理兵襄阳，静候时变。
当时关东州郡各路豪杰正在酸枣会盟，一起出兵讨伐董卓，而刘表因为忙着收拾荆州内部，所以并未加入讨董联军，为了安抚势头正盛的袁术，刘表上表推荐袁术担任南阳太守，暂时向其示好。等到酸枣会盟结束，袁术与曹操等势力交恶之后，刘表便与袁术撕破了脸皮，与曹操联合起来，将袁术从南阳挤到了扬州。
刘表收回南阳之后，有些郁闷的发现在丹水至南乡一带竟然还盘踞着一股武装团伙，于是他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派出兵马前往那里清剿，结果却是捅在了马蜂窝上面，差点没把自己蛰出满头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