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了，杨棒子去帮忙找到了一批因为鬼子调动对一分区机关驻地扫荡而滞留的干部们，并且让他们南下去川口镇，从十一分区那边过平汉路去，俺说了，这里有个人可得交待一下，很传奇的故事，事从以前交待的抗大二分校离开冀中说起。
1942年春节过后，狼牙山传来消息：晋察冀的抗大二分校马上就要回到陕北的消息。抗大二分校下设的几个大队不回陕北，留在晋察冀，与各军分区合并。几年来与一分区同驻在一起的抗大二分校一大队，很自然与一分区合并。
为了帮助冀中军区培养抗大干部，抗大二分校与冀中军区合办了一个“抗三团”。抗大二分校撤走回陕北，这个抗三团由继续留在晋察冀的一大队接管。这就是一大队李振军一行人离开狼牙山一分区，到冀中来的原因，他们是为接管抗三团来的。
那是在1942年的3-4月间，正是冀西山区青黄不接，根据地最缺粮的时候，一分区干部连黑豆糊糊、煮南瓜都吃不饱（1942年初，一分区连吃两个月的黑豆，在一分区地盘上的抗大二分校一大队也不能幸免，所以当时被派往冀中接收抗三团的干部都欢呼雀跃。后来细查，当年最苦的是在唐县的三分区，一连吃了四个月的黑豆），狼牙山老百姓想象能吃上冀中的白面馍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
李振军他们3月底出发，因为要过铁路线两边的封锁沟，直到4月初才到达冀中。抗三团的团长政委，都是长征过来的红军干部。
抗三团成立时最先驻扎在冀中七分区的博野县，1942年初向南转移到安平县。李振军到达冀中抗三团时，被任命为抗三团大队代理教导员、总支书记，大队长是江西红军干部。只知道姓欧阳，八十年代还活着。
李振军他们到达冀中的时候，虽然此时还是春天。远不到新粮下来的时候，但他们仍然可以吃上白面。每天小米干饭管够，而且吃得很饱。冀中地区的富足，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振军他们到达抗三团的时候，是1942年的4月初，冀中的形势已经很紧张了。抗三团几乎每天都在运动，但都在安国县、博野县、蠡县、安平县之间的方圆百十来里地范围内转悠，大致都在冀中七分区的范围内。直到4月末。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刚开始工作不久，对冀中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摸清，鬼子对冀中的“五一大扫荡”就开始了。
抗三团虽然有武装，但几乎在五一大扫荡的一开始就垮掉了。鬼子力量太强。抵抗突围不成，抗三团领导决定：大家就地埋藏武器，换上便衣，分散突围。
你想，李振军几个刚到冀中。地理不熟，口音不同，你让他们几个往哪里走？他们一度和越过石沧公路的六分区部队冀中警备旅走到了一起，最初高兴了一阵，以为和大部队在一起。安全有了保障，但很快又失望了。
这个旅旅长王长江（张荫梧河北民军过来的，按照一分区的说法：游杂干部出身，孟阁臣、赵玉昆一类的人物）、旅政委匡伏兆，下设两个团，警一团1600余人，警二团大约700多人，旅直900多人，总计三千人多一点。
但这个冀中警备旅也决定分兵突围，旅长王长江带一团、旅政委匡伏兆带二团。那些依附于警备旅的抗三团在转移中还是走散了。最后只知道王长江带领的警一团全军覆没，团长被捕叛变，副团长牺牲。以后，是突围出来的警二团接应残存的抗三团成员转移出冀中。抗三团原本一千一百余人，被警二团保护集结时，仅剩七十余人。
在一个当年抗三团学员的回忆五一大扫荡的文章中，有关李振军的一丝描写：“大约是五月十一日拂晓，日寇的合围又开始了。枪炮声由远而近，群众开始逃出村庄。李教导员（这位不是，他是东北人）把大家集中起来，尾随军区警卫营，在深浅不一的道沟里向南跑步前进，炎热的天气，使人口渴至极，从井中打上一桶水来，争相喝饮，有的同志索性跳到浅井里低头去喝。跑、热也使个别同志靠在道沟边上昏迷过去。下午三点多，前沿部队返回，南边已被敌人封锁，即向西冲，也被敌人阻回，转头向北，尾随之敌也已布置好了，并叫汉奸喊：‘你们投降吧！只有这一条路了！’战士们给了他们一排子弹又返回。东面的敌人在坡上已露出了身影，显然已处在四面包围之中。在这条道沟的十字路口，遇到总支部书记、代理一大队政治教导员（这才是李振军），和团警卫连长带一个排一挺机枪，大家爬在道沟沿上观察敌情。西面和北面之敌已向我逐步逼近。”
李振军、朱韬他们几个是在石沧公路藁城县以北的无极县境内被捕的。
李振军他们被捕后能生存下来，没有被屠杀，得益于几个原因。第一，他们是在冀中被捕的，不是在狼牙山一分区。冀中属鬼子的政治区，争取的对象，采用的是“怀柔”的政策；狼牙山属鬼子的军事区，是军事进剿的对象，下手较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