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医闹”多是城市无业人员，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城市周边农村的中年妇女，且大多属于一个村或一个地方的人，每次有“业务”的时候，就由一个人牵头，一个通知一个，有相识的也有不相识的，然后在一起相约到医院闹事，配合十分默契。
他们平时在医院门前看似在四处“闲”逛，其实他们并不“闲”，他们在各个诊室搜索，四处打听患者的各种医疗事故信息，当他们从各种医疗事故中嗅到金钱的味道，就马上和患者家属联系称自己可以帮助家属向医院索要赔偿，并提出自己的要求，然后打着患者家属的旗号，在医院上演要求医院承担责任的闹剧。
但是如果你因此小看这些‘职业医闹’就大错特错了，在他们背后往往有黑恶势力操纵，属于有组织有策划的行动，而且他们到医院闹事都有一套十分熟练的流程，一般先是聚集一大群人冲进医院，又打又砸，从气势上压倒医院方，造成恐慌，如果医院方态度强硬，坚决不肯赔钱，选择报警，那么他们就会改变战术，开始同你耗，不吵不闹，就坐在门诊大厅拉起横幅同你打持久战。
这些‘职业医闹’熟悉国家相关法律，跟你理论起來一套一套的，他们游走于法律边缘，而且很善于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患者在医患纠纷中属于弱势群体，往往在发生医疗事故的时候由于吃了亏又投诉无门因此成为了“医闹”利用的工具，这样警方在查处这些‘职业医闹’的违法行为时就比较棘手。
段泽涛听完张扬帆的介绍后，面色凝重道：“‘职业医闹’现象应该引起重视，为什么会有‘职业医闹’啊，，主要是缘于医患矛盾中双方博弈能力的不均等，出现争执后患者常处于非常弱势的境地：一方面是信息的不对称，患者虽感觉治疗有问題，但很难掌握证据，医院永远处于主动方，虽然有看似中立的医疗仲裁委员会、事故鉴定委员会、医学会等等，可由于利益关系，这些部门与医院走得非常近，很难作出公正的裁决……”。
“正因为通过正规合法途径患者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困难重重，处于弱势的患者才会想到非制度化的“讨说法”途径，才会给“职业医闹”提供市场，……”。
“我们的医务工作者真要好好反思一下了，过去我们都把医生比作“白衣天使”，但在医疗产业化的现实下，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医院却长期、大量地透支患者对医生的崇敬和信任，偏离了自己的职业宗旨，把患者的病痛当成了敛财的良机，不加节制地利用信息不对称，患者的需求缺乏弹性这些天然优势，加重患者的负担和痛苦，这才给了这些“职业医闹”以可乘之机，可以说你们是自食苦果，……”。
那医院院长和其他陪同的医院领导都有些汗颜地低下了头，段泽涛也沒有继续苛责他们，毕竟提高医疗工作者的职业素养是一项大工程，远不是他几句话就能解决的，当务之急还是要解决眼前的这场医患冲突危机。
此时段泽涛心中已经有了定计，就从容地走下楼梯，大步走到汹涌的人潮前，舌绽春雷般地高声喊话道：“同志们，请大家安静一下，我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段泽涛，大家有什么问題可以向我反映，我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打砸医院公共设施和医护人员都是十分严重的违法行为，请大家立刻停止这种不理智的行为，……”。
“你们刚刚失去了至爱的亲人，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的工作沒有做到位，让你们受了委屈，在此我代表政府部门向你们道歉，但你们现在的行为只会让逝者不得安宁，令亲者痛，仇者快，请你们不要受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冷静地想想，这样做是否是解决问題的最好办法，，……”。
其实那些死者的家属们本來也不想把事情闹这么大，只是出于一时激愤才打了曹副部长和医院院长他们，心里还有些后怕，这时突然跑出一大群‘热心人’來，帮他们出谋划策，说医院就是‘欺软怕硬’，要想拿到赔偿就别怕事，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他们是受害者，警察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在这群‘热心人’的推波助澜下，他们才闹了起來。
此时听了段泽涛的话那些死者的家属们就有些动摇了，其中一名带眼镜的中年男子有些犹豫地对段泽涛问道：“你真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你说话能算数吗，，你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吗，，……”，其他死者家属们也纷纷七嘴八舌附和道：“是啊，你能做主不，我们要找能做主的，你可别像开始那几个人一样忽悠我们，……”。
段泽涛微微一笑道：“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也是普通人，我不需要冒充，我身边这位是省人民医院的院长，你们应该都认识吧，他可以帮我作证，我向大家保证我说的话一定算数，你们的一切合理合法的要求都会得到满足，但前提是你们必须马上停止不理智的过激行为，选出代表來，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來好好沟通……”。
这时一名满脸凶相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汉叫了起來，“当官的都靠不住，大家别听他花言巧语，我们的要求很简单，每个死者赔偿100万元，少一分钱都不行，答应了，我们立马走人，不答应，我们就要闹到底，……”。
这彪形大汉一喊，他旁边的一群人也跟着喊起來，而那些中年妇女也停止了假惺惺的哭泣，开始泼妇骂街式的谩骂，给他们这么一煽动，本來已经平静下來的死者家属们又冲动起來了，齐声喊道：“对，每个人赔偿100万，否则一切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