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晚上回到住处，梁晓秀一头扎进自己的房间，开始制作大红灯笼。她已想好：老外没见过灯笼，所以她要在快餐店门口挂两个大红灯笼，一来冲冲晦气，给快餐店增加喜庆的气氛；二来让大红灯笼招引顾客，让顾客奔着大灯笼进店买卷饼。
开业三天没迎到顾客，她认为原因在于快餐店没有主动出击，所以才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她决心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为快餐店寻找一条活路；而悬挂大红灯笼就是一个奇招儿。
宋福禄很奇怪，梁晓秀不做饭跑房间里干什么呢？他想就快餐店的事，和她好好谈一次，看看布热教授是否能真的帮上忙。此外，他还想了解她的具体想法，她是否也像他一样灰心失望了？开快餐店是梁晓秀一人的主意，他必须知道她此刻还有什么招儿能让快餐店起死回生。
于是他上楼敲她的门。梁晓秀打开门，他看到她正在做大红灯笼，便问她做灯笼干什么。她说为了改变快餐店的外在形象，为了吸引顾客的注意力，为了把卷饼卖出去。
“你真是想一出是一出，你画画都没吸引了顾客，做灯笼就能吸引顾客？”宋福禄对梁晓秀的这种做法不以为然，“灯笼和卷饼有什么关系？我看还是算了吧，想想别的办法。”他认为梁晓秀的这一招简直就是扯淡，根本不会起任何作用。老外又不是傻子，他们看了灯笼就来买卷饼？
梁晓秀说：“画挂在店里，人们看不见；灯笼挂在外面很显眼，谁都能看见。我今天特意站在外面看咱们的店，发现这个小店太不起眼了，不仔细看，还真不知道这里有一家快餐店。我也注意到很多行人路过我们的店时，并没有注意到这是一家快餐店。”
宋福禄嘀咕道：“看见又能怎样？他们还看见了你的卷饼呢？他们怎么不买呢？我看不是店小的原因，而是别的原因。”
梁晓秀不想和宋福禄谈这个问题，而说她还有一个奇招儿：她明天要站到大街上吆喝，让过往的行人都知道大广场上新开了一家中式快餐店。通过吆喝，她要引起人们的注意，把顾客吸引到快餐店来。
宋福禄坚决不同意梁晓秀站在大街上吆喝，他说无论从哪方面看，那都是行不通的。他说：“吆喝算什么招儿？吆喝就是瞎胡闹。”
梁晓秀说：“福禄，你就让我试试吧。说不定我吆喝还真起作用呢。这一招儿我们开店时我就想好了，一直没好意思和你说。现在店里没客人，我只好用这招了。”
宋福禄便解释说，在法国开店没有吆喝的，开店的人都站在店里等顾客，他们不能出那个洋相。梁晓秀要是站在大街上吆喝，那会成为人们的笑柄，别人会以为她是神经病。他们决不能那么干。
梁晓秀铁了心，她说她就想试试，看看效果如何。她当然知道站在大街上吆喝不是那么体面，但眼下她没别的办法，她只能吆喝。
宋福禄便说：“你真的敢站在外面吆喝？这是法国，不是中国，你不怕丢人现眼吗？你一吆喝，很快就会来很多人看你，他们会以为你是杂耍艺人，你不嫌害臊？他们看热闹还看不过来，怎么能买卷饼呢？”
他一想到自己的妻子站在大街上吆喝，心里就发慌，他可不敢看那种情景。再说，梁晓秀吆喝起来，人们自然也会注意到他，他由此就会成为她的同伴。他宁肯饿死，也不做丢人现眼的事。
梁晓秀却不以为然地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丢人现眼？我不怕，我不害臊！我豁出二皮脸，我就要站在店门口吆喝，大声吆喝，把顾客吆喝进店里，让他们买我们的卷饼。这是我现在想到的唯一办法。”
宋福禄坚持说，梁晓秀站在大街上吆喝太丢脸了，他都不敢想象那种情景。人家法国人做生意从不吆喝，梁晓秀要是真吆喝，那可成里尔大广场上的一景了，人们不看别的，光看她吆喝，那成何体统了？人们会认为梁晓秀就是一个神经病，站在大街上乱喊乱叫。
宋福禄固执，梁晓秀更固执。
她看出了宋福禄的心思，振振有词地说：“吆喝并不丢什么脸，吆喝是为了把卷饼卖出去；只要能把卷饼卖出去，我才不在乎呢。老外看我又怎样？他们还能把我吃了？法国过去没有吆喝，那是因为我没来法国；现在不同了：我来了，我就要吆喝，我要把这种中国商业的传统做法带给法国人，让他们领略中国的吆喝文化。”
“你说什么？吆喝文化？你怎么随便胡编乱造呢？”
“这怎么叫胡编乱造呢？这是做买卖的正常促销手段。我们卖的是宋代卷饼，我还要按照宋代人的方式吆喝呢。你看我画的那幅上就有吆喝的场面。汉学家要是知道我站在大街上吆喝，他肯定会说中国宋代吆喝文化源远流长，具有上千年的历史，是宋代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你信不信？”
“那你就试试吧，我可不出去看，我怕丢脸。”
梁晓秀接着说，他们需要做一些调整：上午10:30开门；晚上8点关门。一把游客早晨10点才到大广场，他们没必要9点就开门。另外快餐不同于餐馆，也没必要开到晚上9点钟。
她叮嘱宋福禄，她在快餐店门口吆喝，如果有客人来，宋福禄负责做卷饼，她负责接待顾客。她私下想：宋福禄招不来顾客，不等于她也招不来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