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妈、爸，我回来看到你们都好，我放心了。这几年家里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变化吗？”其实她到家几个小时就看出来，家里和她走时一样穷，几乎没什么变化。
父亲说：“你走后，家里的变化不大，还是老样子。”父亲不想和女儿诉苦，女儿回来一次不容易，他不想给女儿添麻烦。他和老伴提前商量好：绝不向女儿张口要东西；女儿如果主动提出帮助家里，他们才能接受。
于是，梁晓秀挨个问了弟弟妹妹的情况。
大妹妹那年已经20岁了，比她离开家时还大两岁。20岁在她老家算是大姑娘了，到了出嫁的年龄。大妹妹处了一个对象，是邻村的一个农民，因为那人家里穷，她父母不大愿意，但妹妹愿意，想在那年就嫁过去。妹妹在家做农活，一年下来挣的工分换算成钱，大约有400多元。
梁晓秀听到这个情况当即说：“晓玲，对象的事，你先暂时放下来，姐姐好好想想，然后再告诉你我的想法。结婚是大事，千万不能马虎，更不能将就。我的意见是：再等两年，你看怎么样？”
大姐的话就是圣旨，妹妹欣然同意。她暗暗想：说不定大姐会给她找更好的对象呢。大姐那样说，肯定有她的理由和想法。
大弟弟振钢那年18岁，恰好是梁晓秀离开家时的年龄。弟弟也在家务农，一年的收入大约有500多元。弟弟也偷偷处了一个对象，父母刚刚知道，便当着梁晓秀的面说，她弟弟也处了一个对象，是本村的姑娘，17岁。
梁晓秀说，弟弟刚18岁，处对象不忙，缓几年再说。弟弟没有表态，他心想：大姐要是能给他找出路，他可以暂时不处对象；大姐若不管他，他就还处对象。
弟弟和妹妹两人的收入就是全家的收入，一年有1000元。
梁晓秀忽然想起她当年出国时，家里凑了3000元，她到法国四年一直没给家里寄钱。她问母亲，她当年借的3000元钱，家里是否还上了。母亲说，家里刚刚还上那笔钱。
梁晓秀想：家里还3000元钱，用了四年时间，可见家里有多困难。她回屋取出5000元，回到外屋交给母亲说：“妈，这钱你拿着，当家用吧。我在法国本来应该给你们寄钱，可是寄钱很麻烦，我担心到了村里能不能收到，所以就一直没寄钱。”
全家人都没见过那么多钱，5000元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大笔钱了。母亲一再问女儿，她给了家里钱，她手头的钱还够不够用。梁晓秀说，她手头有钱，够用；接着她又问了小弟弟和小妹妹的情况。
小弟弟梁振华13岁，还在上学；小妹妹梁晓梅11岁，也在上学。他们俩上学的花费全靠哥哥姐姐的收入，所以生活过得非常艰苦。梁晓秀注意到小弟弟妹妹还穿着带补丁的裤子和衣服，从他们的面貌看，明显营养不足。她把弟弟妹妹叫到身边，亲吻了他们。
父亲已经不能干重体力活了，54岁的人本来年龄不算大，但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再加上多年的重体力劳动，他的身体垮了，只能干一些轻微的家务活。父亲身体不好，还需要常年吃药，因为没钱买药治病，身体越来越糟糕。
母亲在家里最辛苦，她一人操持着家务，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
梁晓秀对家里的情况心里有了数，她离开家后，家里的情况不但没有好转，而且还变得更糟糕了。一年1000元的收入在当时的村里不算少了，但是全家6口人都指着那1000生活，显然非常紧张。在她看来，家里那不叫生活，只能叫勉强活着。
她能想象出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与家人相比，她自己过得简直就是神仙般的日子了。
她在巴黎坐法航的头等舱到上海，一张机票钱折合成人民币为2万元，相当于她家20年的收入。同样是一家人，他们的反差竟如此之大！
她在上海下飞机后住进了和平饭店的大套间，一晚上的花费相当于她全家半年的收入，父母要是知道了这个情形会怎么想呢？
她估计她在和平饭店吃的三顿饭、喝的两瓶红酒，花的钱够她家人吃一年的。
这次回国探亲对她刺激极大：她原来在国内时没有什么感觉，和村里人一样稀里糊涂地过日子；可是由于在法国呆了四年，经历了那么多事，挣到了大钱后，她的感触就不一样了。她这些天的所见所闻告诉她：在国内，别说农村人，就是城里人的生活，都无法与她相比肩。她在里尔大学买的那栋巴洛克风格的大别墅，与国内的民宅相比，简直就是皇宫了。
她不想往下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