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2年席勒写道：“德国的伟大不在政治权利而在文化。”
席勒的这句话她读了觉得不可思议，琢磨不透。她问布朗怎么解释这句话。布朗回答不上，她便问解说员。
解说员说，席勒并非信口开河：德国文化早已渗透到德国人骨髓里，在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处世哲学方面都有所表露，而这种表露在许多情形之下是无意识的流露。而政治权力随着政治家的沉浮而消失：人们并不记得德国有多少皇帝、国王、大臣、总统、总理，但却记得席勒的名字。这就是文化的重要性和持久性。
她问道：“那么文化目前在德国的地位如何呢？”
解说员说：“地位很高。德国人非常重视文化，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她认为解说员的那句话说得非常好：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解说员还介绍说，1805年，席勒因病去世时还不满46岁。临终前他说，他整个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经历是和歌德的交往而不是婚姻。
她问道：“席勒为什么这样说呢？”
解说员说：“因为他们的友谊使他们都获益一生。年长席勒10岁的歌德比席勒多活了近30年。这两位德国文学界的伟人给德国、给世界留下的文化遗产至今仍然照耀着德国的文化与艺术，成为德国人的骄傲与精神寄托；而他们那种诚挚的友谊又令人感动至深。”
她想：人生能有一大知己，的确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可谁是她的知己呢？至今她还没有遇见一个知己。她认为她的知己早晚会出现，现在还不到火候。宋福禄虽然是她丈夫，但他们并没有精神上的共同语言。
那位中年男性德国解说员非常认真，他看梁晓秀对席勒那么感兴趣，便告诉她每年有300-400万游客光顾魏玛。数百万游客来魏玛，是为了看歌德与席勒，两位伟人虽然早已谢世，但是他们的精神还在，他们的文化遗产还在。在德国其他城市人们看不到如此密集的博物馆，也不能感受到魏玛这样随处可以呼吸到的那么多历史和文化气息。游客们徘徊在魏玛的大街小巷中，感受德国的古典主义，感受这里的天才和精神。
梁晓秀与解说员有同感：倘若没有歌德和席勒，魏玛永远不可能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之都；倘若没有歌德和席勒，今日的德国也就没有可以向世界炫耀的文化资本了。
解说员说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德国旅游官员认为，文化和旅游的结合是未来旅游发展不变的前景。
魏玛给梁晓秀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她认为德国自歌德和席勒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象他们那样伟大的文学艺术家。这是时代的原因。在当代，德国没有出现大文豪、大诗人，德国的土壤似乎也不适应大文豪生存。
她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古典文学胜过当代文学。
他们在魏玛小城住了二天，梁晓秀有时独自一人在清晨走出旅馆的房间，到街道上散步。她喜欢这种安静祥和的气氛，喜欢魏玛的宁静。
歌德和席勒的两个故居，她参观了三遍，流连忘返，不忍离去。她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德国出现歌德和席勒那样的人物，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呢？她认为歌德和席勒的文学成就高于法国文学大师的成就，歌德和席勒不仅是大文豪，还是伟大的学者。
魏玛人口当初只有6000人，但歌德却能在这里居住半个多世纪，这说明魏玛对歌德有极大的吸引力，最终成就了他的伟业。
梁晓秀感叹歌德故居保护得那么完好：200年时间居然没有多少变化，与歌德在1775年从法兰克福迁居魏玛时的情景几乎一样。从歌德藏书来看，6000本藏书并不算多；但在当时那算是很多书了。她扫了一遍那些藏书，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学术著作。
她问布朗为什么在现代没有出现像歌德和席勒两人那样的友谊。
布朗说不好，只说恐怕是因为时代的缘故。歌德和席勒毕竟生活在200年前，那个时代与当代相比，有很大区别。
梁晓秀对两位大作家之间的友谊很兴趣，他们在10年中，两人通信达1000封，平均每年写100封信。倘若没有极深的友谊，他们不可能那么密集地写信，更不会坚持10年之久。
席勒在100多年前说出的名言——德国的伟大不在政治权利而在文化，在梁晓秀看来就是德国近代史的真实写照。
布朗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都会发生变化：今日的德国不同与往日的德国。
梁晓秀说，不管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多大变化，但是一个民族本质的东西不会轻易消失。她在魏玛参观歌德和席勒的故居，她感觉到了文化的力量，感觉似乎快要触摸到德国人的思想了。德国人是一个很独特的民族，她感兴趣的是德国人的创造力。
布朗说，德国的好地方很多，他们要接着往下看，下一站到德国最漂亮的城市德累斯顿游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