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绷的神经一动，渗满汗的头皮一抽。这一定是坐不住的越南追兵，见劝降不成，便开始主动出击了。
探出头，我看向防线的左翼。果然，十几米外那队蹲守在左翼的的越军士兵，有了动静。树隙乱草间，开始有墨绿色的军装游动。他们鬼鬼祟祟，弯着腰，靠着树，在寻找咱们的影子。
这快眼一探，我就看到林间的三两个影子。其中一个人的脸看得还异常清晰，那是一张稚嫩的脸庞，看起来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难道逼压咱们的，是一群小娃娃？
一个人的视野太窄、太有限，我不确定是否有敌人从其他方向摸了过来。但见敌之后，我立即做出了反应。对着那个稚嫩的娃娃兵，我瞄也没瞄准，就按下扳机，泼出了一排子弹，让弯腰走行的他们低趴下了身子。
管他是小娃娃还是老人家，我可不会有半点儿心软。
泼完子弹，我还在等察敌情时，另一侧的树林一阵“哒哒哒”的急响，还击的子弹连招呼也没打一句，就朝我的区域打来。还击而来的子弹没个准头，全都打在了几米外的树干上，或是穿叶而过，飞到天坑的上空。
我猛的回身，低头躲避在树干后。想必开枪的人并不清楚我的位置，他不过是听到我的枪声，才寻声开枪。这不是好事，子弹不是从背后的刘思革那头飞来，说明除了左翼两翼，还有另一股敌军火力往防线围来。
糟了，糟了，我心头一沉，老子这次是彻底被刘思革连累了！敌人兵分几路，一齐而攻，崖头上就两个人，哪里能抵挡得住？这一次，怕该是真要拉响光荣弹了！
事实上，当黄班长决定速降下崖、逃脱追兵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前有围攻的越南追兵，这决定了我们无法从容的逃脱。而逃脱的办法，是将性命系在一根绳索上头。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就滑下崖头，这相当于将性命扔掉了一半。
而另一半，则取决于你在绳索上的表现。心理和身体素质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我看来，要在如此高的高度上速降而下，心理素质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如果心脏担惊受怕，恐高惧敌，那还谈何完成速降的动作？
而想要在绳索上安稳不惊的速降，必须要有人为你掩护才行。如果后方没有人掩护，我想谁也没勇气捏上绳索往下速降——越军士兵要是畅通无阻的跑到悬崖边上，自然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你吊下悬崖，一刀斩断绳索后，后果可想而知。
这便决定了，总会有人是最后一个走。而最后走的那个人，必须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因为他极有可能牺牲：
一杆枪敌不过一队越南追兵，他很可能会被围而歼之；也可能好不容易捏住了绳子，速降在半空中时，却被畅通无阻的越军发现蹊跷。绳子一旦被斩断，便是粉身碎骨。
目前悬崖上就剩我和刘思革两个人，至于说我和他究竟谁来抱“必死的决心”，我还没想好，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目前的情况是，几路而来的越军士兵，让两个人没有空去抽签选择，我们两个人都要抱好“必死的决心”，谁都不能丢。
因为，我和刘思革，可能谁都走不了。
那一刻，深深的绝望让我情绪快要失控，后悔与愤怒挤填在我的脑海。吴建国啊吴建国，你为什么放着活命的机会不走，要去管及刘思革这个臭小子？那发善心的坏毛病，难不成传染给你了？
我甚至找不到词语来辱骂自己！
再次压低身躯，我冒着天灵盖随时会被掀掉的风险，侧头偏出树干。那队被我打压住的娃娃兵，这时已经站起身来。绿军装的影子在树隔叶隙间快速的往右侧跑动，不知道他们要做个啥。脑袋猛转，我看向树林里的其他方向，所幸没看见逼近的影子。
为了不让包围过来的越军士兵们发现咱们少了人，我便对着那一队跑动中的娃娃兵连按扳机，十秒的时间就将满满的弹匣打了个光。子弹本身带得不多，我这完全是在“穷大方”。但唯有使出这般狠劲儿，才能打压一下越军士兵的嚣张气焰。
跑动的娃娃兵们想必是被我打中了，只听那头一身惊叫，有人摔了跟头。
一边换弹匣，我一边急身退后几步，几乎和刘思革背靠背。因为其他人已经走掉，两个人只有靠到最近，才能将脆弱防线的视野放至最宽。后头几步就是悬崖峭壁，我俩挤在“半岛”上面，无路可退，“用空间换取时间”的拖延打法，更是使不出来。
我悲观的认为，现在已经不用讲求战术了，该考虑的应该是如何死得体面点儿、如何多拉几个敌兵垫背。
再看刘思革那边，右翼的那队士兵胆子稍微要小点，子弹将他们稳稳的压制在了树木后头。虚弱的老小子听闻敌声四起，便慌乱了神。一匣的子弹打完，他来不及去更换冲锋枪的子弹，就动起颤抖的手，摸出了手枪接着打。
被我打得手忙脚乱的那队娃娃兵，好像与另一股队伍汇合在了一起。他们的跑位并未被我打断，只见左翼的敌人消失不见，而左前方、十一点钟方向响起密集的枪声，枪林弹雨即刻间倾斜了过来。
弹头又是啪嗒啪嗒的响个不停，他们这次摸准了大概的方向，集结好队伍朝“悬崖半岛”逼来。慌乱之中换着弹匣的我，双手猛抖，连插几次都没能将弹匣插进冲锋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