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了十几米，我们止步在另一侧的悬崖上，终于收住了缰。
天坑上方的悬崖，并不是如河岸那样，顺水而形，光滑平整。我一个兵营里的“半罐水秀才”，脑袋里根本没有半点关于地质方面的知识，搞不清眼前的“天坑”这是如何形成的。但从那峭壁险壑我能猜到，这个大坑必然是从地面塌陷下去的。
其复杂的地质运动我弄不明白，但陡然塌陷巨坑，在我们身前的地面，留下了凸凹无序、毫不规整的“悬崖线”。“悬崖线”急伸陡收，一会儿在天坑的上方凹进“港湾”，一会儿凸出“半岛”。
再加上繁枝密叶的遮挡，我们根本看不清“悬崖线”的脉络。于是乎，这一撤之下，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半岛式”的崖头上——前面是追兵，左右以及背后，都他娘是无路可走的悬崖！
悬崖旁倒是收住了缰，但“同志们的热心肠”，却得来一处新悬崖。
我们来不及另寻他路，就又听树林里呜吼连天。一颗手榴弹未能掩护住六个人的短距离转移，眼尖的越南猴子们，立即从爆炸中回过神，他们如垂涎的豺狼，又逼追了过来。手榴弹不是原子弹，它的爆炸，没能像电影儿里的那样，将敌人们炸得漫天飞舞、全军覆没。
至于说手榴弹让越军士兵伤亡了多少，我这辈子都无法知道。危机关头中留存下来的记忆总是模糊的，我不知道树林里的那些呜喊，有哪些是在痛叫，有哪些又是在指挥调集兵力。
事实上，王军英当时也看不准分散的越军的具体位置，他不过是想借一声爆炸，让我们有喘息的机会、有撤离的时机。
穿林而过的几粒子弹，让我们没得选择。放下浑身是血的刘思革，我们只好蹲伏在树干繁草后，再次找好了掩护位置。我本以为能从绝境之中逃离出来，于是再次面临绝境时，那颗求生的心，不再那么强烈，倒是凉了一半。
“黄连，黄班长，这可咋整！我的子弹不多了！”旗娃直直的举着枪，话语却乱了神，“咱要接着跑路吗？”
越军士兵的枪响断断续续，吼声时长时短。那飞嗖而来的子弹，在朝着我们的方向打，而前方那挤身入林的簌响，却四散而开。这响动背后的战术动作再明显不过：狡猾的越南追兵们，是在包围咱们——我最为恐惧的“被包饺子”，还是发生了。
真的完了吗，急喘之中我咽下一口唾沫，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随时可能现出敌影儿的树林。侦察面罩有些缩窄视野，方才情况紧急，我还忘了头上罩着这玩意儿。面罩是用来隐蔽行踪的，现在自然没了用处。一把扯下，视野变宽不少，头上的热汗也不再闷捂。
越军士兵的“饺子”一旦包好，被困在崖头的我们，恐怕是插翅难飞。区区六人，冲出步枪包围圈的概率，基本为零。
许多年过去，我还能回忆起当时那股心境。那是一种彻彻底底的绝望，你明白情况已经到了最糟糕的时候，唯有期盼奇迹出现，才能挽回颓势。
但那股强烈的绝望，压得你甚至想不出会有什么奇迹，能让你活下性命。心窝里头，也悄然多了一台天平秤，搁在一头的绝望越是沉重，另一头的求生欲望就抬得越高。甚至说，我脑袋里冒出了一个可耻的想法。这个想法虽然羞于出口，但的的确确是在我脑袋里浮现过。
要不要投降做俘虏？我问着自己。
“这还往哪里跑？”邓鸿超握着手枪，回头看了一眼几步之外的断崖峭壁。
“那咋整，罚站等死吗！”旗娃吼着说，“要不然咱打出去，反正站这儿也是死！”
“别吵！”王军英训斥了他一句。
旗娃这一问，问住了黄班长。因为五个人都盯着他，等他下达命令。没有过实战经验的黄班长，哪里遇到过这等情况。他急得扯下了侦察面罩，一时间喉咙如被石头噎堵，讲不出半句话语。
“打出去必死无疑。”邓鸿超蹲了下来。
满头大汗的黄班长，左盯盯右看看，迟迟拿不出主意。
慌得直吐气的旗娃，盯了黄班长一眼，便别过头，留意敌情。
就在我思考着如何冲出包围圈，脱离无路可退的困境、逃出生天时，喘着粗气的黄班长，忽然快语急令：“绳子拿出来，下崖！”
下崖？我惊看了他一眼。
这时，敌兵们的影子又隐现在面前的树林里。阴魂一样的越军士兵，又朝咱们逼压了过来。大家在密集的枪响中一边迎头还击，一边在脑袋里处理着黄班长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