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借王黼之手试行的《新青苗法》和《一条鞭法》算是黄昊在《宋道》埋下的一个伏笔，此事说起来倒也话长。
有道是画虎画皮难画骨，黄昊当初为了把《宋道》这本小说写好，可是狠狠的啃下了几个大部头的宋史著作，对北宋末年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方面有着不下于专精这么一个级别的级别。
综合历代先贤查考，北宋末年的赵家王朝，所面临的最为之患，外也即是金国女真的崛起，而内便是“冗官”、“冗费”、“冗军”三大弊。
所谓“冗”者，也即繁多、泛滥之意，以中国古代而论，自汉室中兴（也就是三国归晋）之后，中央集权制度从原始的粗放式管理转变为更为叠床架屋的层级制约后，人浮于事、机构臃肿也就成为了常态，到了北宋时期这个现象尤为严重，官员浮滥成灾始终困扰朝廷。
先来说“冗官”，以前朝唐代而论，科举每届至多取进士三、四十人，可到了宋朝，喊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赵家害怕因为取的进士不够多，再出几个黄巢，于是也就大开方便之门，三甲动辄便取四、五百人。
其中以宋太宗淳华二年（991年）尤甚，当年的春试（春闱）﹑秋贡连着恩科，朝廷取士总计竟达一万七千三百人，等于只要参加考试就能捞着一个名额，比后世正儿八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国考而言简直不敢想象！
此外，宋朝对宗室、亲信弟子特为优宠，随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岁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阶，并领取俸禄;宗室之外，其它旁支、异姓、门客，都可以得荫补官，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官僚队伍。
唐太宗时曾将中央政府官员从两千多减至六百三十四人，宋仁宗时代中央内外属官已超过一万七千人，而北宋所辖疆域仅为唐疆域的二分之一。
此外，官员多了，并不代表朝廷的办事效率就会得到相应的提高，宋朝的官员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寄禄官，用以表示一定级别与领薪俸，这类官员基本上也就是光拿薪俸不用做事，也没那么多事情可以给他们做。
另外一类称为职事官，便是负责干活的人，但因为权职相连也向侵，为了各个部门不互相掣肘，职事官绝大多数都是独官，也即是“令出一门”或“令出一人”，这么做的好处当然是不回出现互相推诿和扯皮之事，是谁的责任便是谁来负责，但坏处也显而易见，那就是此类官员在他的辖区或者职权范围之内权力过大没有制约，甚至为了便与自己行使权力，更大势招揽和任用各种临时工。
到了后来的后来，随着官员群体继续不断的膨胀，许多职事官要么也不管具体事务了，要么就是互相之前的权责再次进入了叠床架屋的互相掣肘模式，于是朝廷为了某些政策或事物，不得不特别差派负责某事时的官员，并另行给予能够做事的实际职务。
例如当年的老包，有那么一个时期包拯的官号全称是“吏部郎中、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其中吏部郎中是官，龙图阁学士是职，知开封府才是实际职务，前两项为空头衔。
说起来老包还算好的，知开封府的实际工作可干，而朝廷当中什么某某郎中、某某大学生却如过江之鲫一般，身上背着众多空闲的高官充斥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光拿俸禄不做事，财政自然渐渐负担不起。
再来，就得说“冗军”，也就是军队太多，也不说北宋末年那个“东京八十万禁军”的大笑话，但也说以史载的数据而论，北宋政和年间大宋京畿十五路以及各军州、边军、戍边堡寨所编兵员的总数，已经高达四百万之多。
四百万战兵的武装力量是不是很吓人？
可实际上这些战兵之中的超过九CD是没有什么卵用的战五渣，西北被党项人弄、东北被契丹人整，后来更是被辽东女真弄得高潮迭起，心甘情愿的跪下叫爹地。
实际上，这四百万人的武装力量里，也就仅有不足五十的边军和极少数几只训练严苛的禁军卫戍部队相对有些战斗力，其余八CD是宋朝以“编流入戍”（编流民入厢军）政策制度下搞出的垃圾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