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跑到了那座写字楼，大门紧锁，人去楼空。
现场哭天抢地，然后有人报警，一大群人在公安局做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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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是太蠢了，什么都不懂，还轻信别人……我就是一个混蛋……”
“他们怎么那么坏啊，他们都是骗子，才该抓去做牢！他们说的那么好，就是骗子……”
司法所的办公室里，钟志强揪着头发。
几日前，朝阳公安局的人在做笔录的时候知悉钟志强，迅速通知了街道办。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去公安局接他回来。
之后，一连几日，钟志强都不眠不休，天天去街道办问，公安局有没有抓到骗子。
“公安局还没有抓到骗子，不过，他们已经在侦查了……”刘艳华解释着情况。
“那什么时候可以抓到骗子啊？什么时候可以把我的钱退回来？杜律师，您知道么？这个事儿，以后怎么解决啊？”
钟志强眼巴巴的望着刘艳华和杜蘅。
“案件的侦破，是公安机关的责任。他们负责抓到骗子，追回被骗的钱。什么时候能抓到人，追回来多少钱，这个不确定。不过，从法律的角度上说，一旦追回来被骗的钱，那么，如果是全部追回就全部退还给你们；如果是没有全部追回，比如100万追回来了80万，那么，每个人会按照你被骗的钱的八成退回。如果你投了十万，那么就退给你八万……”
“我投了一百万啊……”钟志强的声音里已经有呜咽。
杜蘅哑然。
“杜律师，是这样啊，我们出面代表他跟公安沟通，不是特别合适的。因为还有别的受害者……而且，其实，政府出面管这事儿，实在不合适……您要是方便的话，您看能不能您代表他跟公安那边联系。”刘艳华斟酌着说。
杜蘅点头。杜蘅理解刘艳华的意思——很多群体性诈骗的案子，都会演变成集体的去找政府解决，其实，并没有理由根据。职责部门是公安局，区政府也好，街道办也好，并没有权力和理由介入；当然他们应当督促公安局履职，也仅此而已。然而，当人们蜂拥的涌向政府的时候，社会影响与舆论风评就不一样了，性质也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钟志强的事情，街道办不能主动出来，否则，别人更是会找到街办、政府了。
钟志强与人沟通的能力有些欠缺，而且遭逢近二十年关押，人的心态很难平和。街道办与刘艳华是出于对钟志强的关心，唯恐他走到了死胡同，杜蘅受到街办和司法所很多的“嘉奖”，也实在难以推却。本着“义不容辞”的精神，杜蘅与公安机关联系，沟通钟志强被骗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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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根据报警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侦查。
这个团伙是有组织的诈骗，他们人员组织严密，对诈骗的每一步也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从写字楼租赁，组织人去听讲座，到进行项目宣传，引诱人们“投资”，到转移财产，集中逃散，步步为营，每一步都是安排很好的。别说是钟志强从监狱出来不久，就是普通的市民，也有很多人受骗，损失惨重。
所谓的项目，无论是宣传影片，项目计划书，基金投资协议，看起来都很高大上而且正式。前期的影片是截取的一个现代农场的宣传片，然后请专业的人员配音，剪辑；那个农场是开放农家乐旅游的，他们事先去农场谈妥，支付了旅游的费用，然后阻止人们去考察项目，全称的陪同，周全的照顾，也是为了使骗局万无一失而已。
及至那些缴纳意向金退还等等，更是抓住了人们的心理——之前的钱交了公司主动给退，那么公司就不是骗子了……
豪华的五星级酒店会议；高档的办公室给人们建立了第一印象；步步引导，欲擒故纵的话术，利用人们在会场集体的从众与集体无意识心理，这个骗局，相当的成功。
及至投资者发现，公安开始侦查的时候，核心成员已经出国；钱早在到账之后一两日陆续转到了境外……
公安机关后来陆陆续续找到了这个诈骗公司的外围人员，被雇佣的行政人员，打电话招徕人的业务员，边缘层的“业务主管”等等，但是核心人员已经基本逃离国境了，无论是抓到人还是要追回来资金，都是很困难而且用时很久的事情。
杜蘅将这些信息反馈给钟志强，钟志强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悔恨。
“不只是你，是那么多人被骗。相对于处心积虑的骗子，大家都是怀着善良的希望去投资的，不是么？”
“我不是贪心，不是……我是想找一份工作的。”钟志强反复说道。
“我帮你留心一下吧……”杜蘅道。
杜蘅将钟志强的请求反馈给刘艳华，刘艳华帮忙找了几天，问到社区医院正要找一个看大门的人，管食宿，一个月工资三千。钟志强经历了半年多的波折，终于暂时安定下来，上岗了。
杜蘅每每看到钟志强，都有些酸涩——他的人生，错位了二十年，是永远不能弥补的遗憾了；而这样的苦难，永远不会是财富。二十年牢狱生活，二十年委屈、压抑、愤恨的心理即使在冤屈洗刷，在他出狱重获自由之后也留有痕迹；而缺失了社会阅历与现代社会诸多的生活能力，让他举步维艰。
法官法槌落下的，宣布的不是一张纸，而是一个人的命运，仅此一生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