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的读书状态，与原来明显不同。在学校是为了考试，在董先生处是为了学习知识，在北京听讲座是在寻找答案，而今天，纯属消遣，习惯了看书这种消遣方式，就是没目的的读书了。没目的，就读得杂；为消遣，就很轻松。
在读南先生的书时，有时也觉得他引用的书籍和知识来源太多了，也太杂了。估计年轻的时候，也是没目的读书，才有今天的风格吧。
他提到多次古代禅门的一本书《禅林宝训》，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是打坐的，刘大哥也讲了一些有关禅坐的常识，我何不也来看看？况且，我打坐水平连妍子都赶不上，佛经也看不太懂，看些花边新闻总可以吧？
在温州有一家书店，我经常路过，也去瞄一眼。我对书市的认识，也是从观察这家书店开始的。
民营书店一般卖些畅销书。最多的针对学生的教材及辅导资料，还有各类习题、真题，这是为中国读书最刻苦的人准备的，是刚性需求。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人知识最丰富的时代是高中时代，这有点讽刺高考的意思。其实，我有时也觉得，高考与古代的科举有相类似的地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话，人人都这样，谁也别笑谁。虽然死板，甚至埋没了很多创新型的天才。但是，如果没有高考呢？李茅或许还在乡间教书，继承父亲的事业；小苏永远追不上思远的步伐了，估计还在卖早点。高考有科举的弊端，况且，许多学生高考过后，再也不看中学的书了，也许这些知识今后用得也少了。但是，就能抹杀它的作用吗？我认为，它至少有两样作用。第一，它把知识作为上升的阶梯，把苦读作为上升的手段，这是从根本上肯定知识的力量和勤奋的价值，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传承，所谓勤劳与智慧的民族特性，就是在这种制度下得以延续的。第二，它的公平性。不管你家庭如何、背景如何，都给你公平机会，考试的题目是一样的，也杜绝了其它操作的空间，就是二娃这种贫困山区出来的穷人，也可以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公平性，是中华民族一切道德最根本的基础，是我们社会价值观的最大来源。如果没有这种制度，下层民众怎么上升？社会阶层的严重固化，只会带来革命。
其次是大量消遣性书籍，如《读者》、《故事会》等，现在，许多人在这里面加入了心灵鸡汤，这是普通人的心理安慰剂。但现在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言必称欧美。我承认，欧美是比中国发达。但《读者》之流，似乎要把欧美打扮成西方极乐世界，让人们充满美好的想像，仿佛那是我们学习的终点，是我们最值得向往的地方。我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拥护者，但也自认为看过几本外国书。如果西方那么好，妍子为什么要回来？它的文学作品中还充满着那么多矛盾？如果普通人拿来安慰自己的弱小，可以理解。但有文人吹捧西方，导致盲目信仰西方，这就是迷信。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还是问问那些到西方生活过的人，妍子就不撒谎，当然她也不写书。我发现，这些二流甚至是三流文人写的西方，还真是不讲逻辑。用特例来证明普遍性的道理，完全没有概率的科学精神。甚至他所说的特例都是自己假想的。有的不是假想，也是断章取义，抽离了实际故事发生的背景，片面地勾引出他的结论，这有点故意使坏了。比如描写对房子的理解，他举例子是一个中国老太太和一个美国老太太的故事，来说明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不正确。说一个中国老太太退休碰到一个美国老太太，中国老太太说：“终于成功了，我终于给我儿子挣到一套房子了。”美国老太太说到：“我没有买房子，但我这一生游历了世界，你看，这些世界各地，我浏览过的，照片。”他这个故事，用来安慰那些被房贷压迫的人，确实有心理疏导的作用，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不现实的。中国人注重家庭，没房子，家何在？中国人注重亲情，本来祖上没钱，好不容易实现了财产的代际继承，这正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爱的体现。中国人都有社会保险吗？中国人都领养老金吗？中国人的退休工资可以支撑世界游吗？更重要的是，如果现在不买房，今后房子可能更贵，这个损失，作者是不负责任的。况且，这个故事本身，我估计都是他瞎编的，没有可信度。即使这个故事有真实性，一件事能说明整个社会问题吗？孤证不立，有没有科学精神？当然，中国大部分写这些东西的人，根本没有科学素养，他们本身也是想赚点小钱而已。
还有一类书比较显眼，就是所谓的成功学书籍。简直搞笑，作者你成功了吗？如果真成功了，写这书卖钱，既无学术价值、又不能开拓眼界，读者也是瞎，相信这些跑江湖的人，自己没成功，还教别人成功。况且，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特殊际遇的产物，是不可复制的。有时间看这书想找成功的窍门，不如像二牛那样开个手机店。
当然，书店也不是完全没有好书。有一些经典读物，用来新房装点门面也好，偶尔自己看一看也好，总算是开卷有益。有一些工具书，这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些科普类、技术类的书籍，这就非常有用了。当然，满足艺术学习和爱好的书籍，也是对的。所有艺术，都有神性，故能陶冶情操。
关于自己喜欢的文史哲之类的书籍，值得我买的书其实很少了。除了偶尔一期的《读书》杂志外，几乎没有多少书有让我掏钱的欲望，虽然我并不是舍不得，我并不是没有钱。
今天，我又去打转，眼前一亮，在那个角落，散乱的书堆，我发现了这本《禅林宝训》，是民族出版社的正规版本，如获至宝：又有精神粮食了。
一般我看书，没那么正规，大概先看看序言，大体上知道它说的是什么，再看看目录，知道框架。最后从目录的标题中挑出有意思的章节，细看。这样随意性比较大，这许这本书看了几遍，有的章节也没翻过。但就这样，我是为快东而来，根本不需要整本翻完。“书非借不能读也”，是袁枚说的吧？这个享受荣华富贵的老头，后来的奢华是弥补你贫穷的童年？不要骗我，老头，我晓得你买下了大观园。
这是一本南宋时代编成的书，那个时代，读过历史的都知道，中华文化到了动荡散乱的境地，必须要正本清源。“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就是在最危险的时刻，出现了文化上保留精华的伟大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价值巨大。
看了目录，从中间翻起，我对一个叫“雪堂道行禅师”的事迹产生了兴趣，没其它原因，主要是他的名字好听，有一种高风亮节的感觉。
雪堂道行得法于佛眼远禅师，南岳下十五世。而此书的编者大慧杲禅师，也是南岳下十五世，他们时间相近，辈分相同，所以故事可信度比较高。
雪堂和尚住持荐福寺时，因为自己年纪太大，就想辞职。当时这些寺庙主持属于事业编制，要辞职，得推荐继任者，报请郡守同意才行。有点类似于今天大学校长，虽管学术，但也由政府任命。但在选接班人的时候，就犯了难了。这人必须佛法精深、管理能力强。这不仅仅是个人修为问题，而且事关上百和尚及佛事的管理，也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
估计他考察了好多个人，没有定夺。有一天，一个外地来的学僧，雪堂问他从什么地方来，他说他从福州来。雪堂又问：“沿途遇到好的长老吗？”这是要扩大考察范围，了解其它长老的群众谈话了。学僧说：“我过信州时，博山悟本和尚我虽然没有拜见他，但知道他是个好长老。”
“你怎么知道的呢？”
学僧说：“通过六件事，我就知道他是个好长老。第一，进入寺院的道路开阔平整；第二廊庑完备；第三殿堂香灯不绝；第四钟鼓分明；第五粥饭清洁；第六他寺内僧人待人有礼。”
雪堂笑到：“这个悟本果然是个好长老，你也是慧眼神人才。”于是向官府推荐悟本为荐福寺住持，得到了批准。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了当时天下的和尚虽然很多，但具有管理才能的人很稀缺。雪堂需要的接班人，是能够对大寺院进行正规管理教育的人才。由此反向推测，当时，中国佛教界的纪律是松弛的。当然，这也反映了南宋时期国家管理混乱的现状。
得到这样的结论，我觉得自己仿佛离南宋的历史更进了一步，有点自鸣得意的感觉。
传说佛陀圆寂前，告诫弟子“以戒为师”，管理是戒律的外化，对佛教僧团的管理，关系到佛教的生存，用这个标准来选住持，中合适的。
书中还记载了雪堂禅师父亲的故事，这就很有意思了。一般来说，出家人出家后，就与本人的亲属和家庭没有关系了。记录他父亲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呢？
雪堂对他的徒弟庵光和尚说：“我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我的父亲叫独居士，他曾经说过：心中没有主宰的一定不能立，外面不端正的事一定不要行。这两句话应该终身奉行，圣贤的事业自然具备。我经常把它佩带在身边，在家时用来帮助我修身，出家时帮助我修道。等到担任住持时，用它来率身临众，例如用秤可以称轻重，用墨斗曲尺可以划方圆。离开这两句话事事没有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