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我是呆在乔姐家里面过的，主要是逛网上论坛和在家打游戏。而乔姐，除了在家收拾杂务后，就是逛网上商城，购买一些看似精致却并没什么用的东西。
两人除了身体，完全没有交流的话题。
人是需要交流的，心灵的震撼和共鸣，恰是在互相争论或者互相欣赏员取得的，而我，却与之无缘。这让我越来越感到孤独。
当然，晚饭后，是我们唯一有事干的时候。以考察项目的名义出去逛街，算是有个理由，接触外面的世界。但这种接触，却无法与他人进行深度的思想性的碰撞，这让我很不安。
过去贫穷得太久，以为金钱会给我带来无数选择，生活一定会变得精彩。但今天，我算得上是富足，却越来越不安了。
有一天，我上午一个人百无聊赖地逛到一所大学里，看到一群学生在打篮球，他们伙伴似的争吵和调侃，夹杂着一些幸灾乐祸的嘘声，热闹非凡，我觉得，这才是生活。而我，好久没有在一个集体了？好久没有这样放肆地大笑或者叫嚣了？
我想起了二娃。
当年，我们会为了一个不重要的观点争辩，为了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而面红耳赤，为了确定哪个女生长得好看而调侃，这种情形，今天对我来说，就是奢侈。
当你感受到孤独的时候，任何集体的活动，都让你觉得羡慕。
那路边的老头，就是那两个下棋的人，是多么幸福啊。看样子，他们是老相识了，互相打趣着对方年轻时的丑事，还在棋盘上耍赖，这种有一生玩伴的人，该是多么温暖啊。
那边街角，还有几个中年人打台球。那粗糙的桌面，估计有两年没换了吧？那球杆，枪头已经磨损得没枪头了。他们姿势千奇百怪很不标准，但他们乐在其中。他们使用大力击球，根本不考虑白球走位什么的，只是享受球进洞时那“砰”的一声，那感觉，如同中了彩票一样，欢呼起来。
这群中年男人，在破旧的台子上，估计在回忆他们的青春吧，在他们少年时代，正是台球进入中国的时候，那时的时尚，就是靠近西方生活，如同外国人在电视上那样，打台球，就是最便宜的手段。
我记得当年在大学的时候，我第一次喝到了可口可乐，当时我就有一种外国人的感觉，是那么的高大上，不是说口味有多好，只要觉得自己某个方面与外国人一样，就让人兴奋不已。
要说崇洋，中国经历过两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一百年了，洋务运动，就是开端。那是外国人把我们吓着了，我们感到生存的危机。
治疗办法，当然得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五千年文明的中华陡然学习外国，肯定是少数人才有能力干的事。那时候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是很少的，大部分所谓的大师，不过是贩卖洋知识的二道贩子。
这种少数精英把握的学习趋势，把大众排除在外，垄断了知识传播的内容渠道和手段，这是不能容忍的。于是，造反，打败外国人，就成了中国大多数的理想。
老毛就是打败外国人的代表，至今还有人崇拜他，就是他提供了范本，中国人也可以。在长沙，这个风气是很强大的。
但是，老毛所提供的路径，只是用中国的传统思维来打败外国人，他并不能说明外国人哪里不行。
第二个高潮就是八十年代，当外国的东西铺天盖地进入每个老百姓生活时，老百姓感受到了幸福危机。原来我们所追求的田园牧歌式的传统幸福，是那么的贫乏，而人家，所享受的现代文明，是那么的精彩。
第二个高潮所带来的，就是普通人追随的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如同当年打台球或者喝可乐，都能够给普通人带来兴奋点。
但我们毕竟是中国人，我们内心中还是有点不服气。因为祖宗就在那里。在坟墓里，在典籍里，在语言文字里，在唐诗宋词里，在老头老太太的麻将里，在小孩子的虎头鞋、虎头帽里。
应对办法最极端的，有两个。一是全面追随西方文化，如同当年我的大学老师。尤其是当时的年轻老师，他们往往以英语发音是否正宗，来判定一个学者的学术修养。如果上课时，不貌似随意地来几个英语单词，就显不出他的高大。
作为普通人来说，把电视电影上，西方人的衣饰作为追随的标杆。如果你说某件衣服虽然流行但不是很好看时，别人怼你一句：“这可是巴黎时装周今年的最新款呢”，你马上就理屈词穷，落了下风。
应对办法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动不动就说老祖宗的事，完全拒绝。“唐朝的长安，是世界最发达的都市。”或者说：“李白在的时候，有莎士比亚什么事？”甚至有更极端的：“外国人都是番人、蛮夷，要是回到宋朝，他们吃的东西，怕不要被苏东坡笑死！”
在长沙，还经常有一个说法：“一切帝国主义老都是纸老虎，抗美援朝，他们不是都输了吗？”
这种以古人吓唬今人的办法，虽然在语言上有作用，但听者内心是不服的。毕竟，说这话的人，他孩子要穿耐克球鞋的时候，他找不出任何反驳的理由来。
其实，这些大多数人说话时，只不过是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或者愤怒，或者是对自己不满意而已。人的*是无止境的，现实却很硬核。在此情形下，人们难免产生愤怒。王小波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所有愤怒的原因，只不过是不原谅自己的无能。
其实，古代所谓田园牧歌，也只不过存在于自己的想象中，并不一定那么美好。即使你认为的美好，也只存在于少数人的生活中。比如我们看诗经时，所见爱情的美好，但大家没有仔细留意过，那里面，姑娘真心喜欢的人，是有排序的。
首位排序的男子，当数君子。这不是个道德概念，是个身份概念。君子在当时，多数是指国君之子，至少是个贵族。或者是官二代或者富二代，有爵位或者财产可以继承，姑娘才会真心喜欢，与你们老百姓所想象的纯洁爱情，关系不大。许多老百姓想象的纯洁爱情，是以为它可以战胜物质贫穷，战胜地位低下，其实是难的。那只不过是姑娘被荷尔蒙和多巴胺冲昏了头脑，暂时被身体冲动和想象迷住了。今后如果你们结了婚，保不齐这美丽的姑娘会变成悍妇怨妇，或者尖刻的卖豆腐的杨二嫂。她们或者还给你伤口上撒盐：“都怪年轻时，我找你，瞎了眼！”
排序第二位的是帅哥，但帅哥如果穷，是并不很亲睐美女的，因为，帅哥唯一的资源是帅，他要将资源的效益最大化，最佳选择是找富家女。如同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这件事证明了司马相如的慧眼。
排序第三位是军人，因为按当时的制度，军人如同立有军功，是可以赐爵的，也就是说，军人具备成为贵族的潜质。但这个选择风险较大，因为军人突然死亡的潜质也很明显。所以，在诗经中，军人爱情的故事，其基调主要是：悲伤。
那些想像金童玉女的人，可能都有一个外貌的误解，以为是帅哥与美女的组合。其实字面意义已经很明显了，没有金和玉，什么男女，都不可爱。
还有一种田园牧歌的范式，就是陶渊明式。以为可以复制他的所谓快乐，装显自己的高雅。
还是歇歇吧，陶渊明隐居不是因为他隐居生活有多么快乐，而是他不愿意承担更痛苦的事：当官。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还是种田，稍微好受些。
但你以为你当农民种田，就可以学陶渊明了吗？你也想得太简单了。就是他这种不太幸福的状态，也是普通人模拟不了的。
他是典型的豪三代，他祖父是开国元勋。他也算是大名人，至少来拜望他送礼物的人，都是有地位和钱财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他是个地主。
他有二百多亩官田，也就是政府划拨给他的口粮田，这本身就比普通老百姓当时的面积多十倍。他为了自己喝酒的爱好，居然可以把其中的大部分用来种高粱，这样便于酿酒，只用几十亩地，就可以满足他家口用的口粮了。就这收入、这规划，不是普通人能够规划得起的。
即使这样，他也因酒瘾发作，经常出去讨酒喝，这有什么气节？偶尔也讨过饭，这有什么尊严？这种生活有多少幸福可言？亏得后来的文人，总是在美化他的生活。他的珍贵，是他文学艺术和思想境界的珍贵，而他的生活，过得是比较糟糕的。
辞职去种田，甘心当农民，要不是脑子坏了，要不是发誓成为农业科学家或者技术员。
古人没有我们想象中过得那样好，这打破了那些动不动就吹捧先人的盾牌。但是，另一方面，外国人也没我们想象的那样神。
当改开二三十年过去了，到过外国的人越来越多，才发现，世界上根本没有乐土。首先，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叫做外国。
我们发泄不满时，总爱说，外国怎么样怎么样，要知道，缅甸也是外国。其实，我们只是在发泄不满，与另外的国家，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