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事先倒是跟我商量过，我没放心上，总是说，再看看再看看。谁知道，她就自作主张地下手了，这样大的事，不跟我细细商量，她来作主，结婚以来，还是第一次，我有点生气。只不过看在孩子的面子上，没跟也闹翻，毕竟房子已经买了，又退不回去。”
这种大决定，是什么原因让他夫人有胆量的呢？
“后来才知道，卖房子的人是家里有急事，急需要用钱，所以价格比较低。当时也有些人想买，只是一次性出不了那么多现钱，这个便宜就落在我夫人手里了。”
那是，重庆本地人要卖自家祖产，没有急事肯定不会出手。但像他们家这样，几十年兵工厂的高工，工资高积蓄多，能够拿出现钱的，也不太多。两方一合，买卖就成了。其实，爱占便宜的人，一生也没见得占到多大便宜。有运气的人，倒会捡个大便宜。
“为这事，我跟她也争吵了几句。她一句话，把我气着了。她说：她不买个房子，万一我不要她娘俩，她和孩子，是不是还得回乡下农村，连重庆的大街都睡不了？这话太有点绝情，说得我羞愧和气愤，但还不好发作。毕竟，这些年，虽然跟她是正常夫妻，但我对她确实没多少关心和照顾，她的危机感，是我造成的。”
他夫人有这个愿望，估计已经积累好多年了。成不了一个重庆人，有随时被抛弃的危险，这种生存压力，在底线思维下，总得要寻找安全感。女人对家的感受，最重要的有两点：孩子、房子。
“她办了这个书店后，生意也渐渐好起来了。她不管是进货还是搬货，都是她一个人的事，我从来没帮过忙。理由是我工作忙，没时间。有时候，我看她一个女人，搬这么重的东西，也想搭把手，但她不肯。说我是拿笔杆子的人，不要那么没出息。她是拿锄头的，这点活没问题。她力气越来越大，生意越做越活，当然，腰也越来越粗，相貌也越来越老了。”
这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夫人有了事业后，对讨好丈夫的那一套，做得少了。
“我们家就以这店子为中心了。毕竟孩子学校离这里近。原来孩子是上厂子弟校的，但那里教学质量不太好。这附近有重庆的重点学校，夫人会拉关系，居然把孩子转学到这里了。”
我好奇，一个农村女，在重庆这样大的城市，怎么学会拉关系的。
“她跟学校的关系，最早是因为订教辅材料而拉上的。她给的回扣多，平时说话也热情。别人看她也实在，所以教辅这一块，她拉了好多生意。这是这个店子，当年赚钱的主要来路。我跟你说，她开这个店子，三年内所赚的钱，比我三十年的工资还多。再加上这房子增值，我家的财富，可以说是从中产到富裕，不知道翻了多少倍。”
当然，拿工资的肯定比不上做生意的。王蒙对那个时代有个小说，名字叫《过街雨掉钢蹦》，只要你在街上，也就是市场上混，总能捡着无数的钱。这是收获制度红利，也是第一批富起来的人的通常路径。
况且，他夫人拉的关系，其实是最铁的关系。有利益交换的关系，最为可靠。在商品经济里，所有的感情因素、权力因素，其实都可以变现，折算成钱来衡量。直接快速最能打击力。而在拉关系上，就是钱。这是李小龙所创截拳道的精髓。
“孩子小学转学，中学的选择，全是夫人一手操办。手里有钱了，人也大气了。我父母后来生病，接到重庆治病，都是她拿钱开路，住的是高干病房，请的是最好的大夫，这些，是我这个读了一辈子书，搞一辈子技术的人，想都不敢想的。”
我笑道：“先生，阿姨与你这是。上半生你给她机会，下半生，她给你奇迹。”
他也笑了起来，很轻松的样子。“不光是这，后来我孩子到美国读书，要不是夫人挣了家底，哪敢有这想法？这房子后来改造，要不是挣了钱，哪敢动工？我家的第一台车是她出钱买的。厂子分的房子，那装修格局，虽然比不上别墅，也差不多。”
我问到：“你还住在厂子里？”
“嗨。厂子当年按高工给我分的房子，虽然是青砖绿瓦比较老旧，但面积大，前后有院，你把它当别墅来理解也行。这面积，在重庆这地方，哪里找？恐怕是将军待遇了。旧了可以整修嘛，重新装好了，住起来真舒服。况且，产权是自己的了，与厂无关，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什么，不是厂里的房子嘛，怎么是自己的产权呢？”我问到。因为在我的经验，原来国有厂子分的平房，使用权是你的，但只要建筑在厂院内，从土地性质到国有资产管理，要把产权化为个人，可能性不大。
“哎，我们厂都不存在了。也就是垮台了，撤并了。愿意到新厂的到新厂。不愿意离开重庆的，就自谋职业了。你知道，九十年代，兵工厂最困难。国家没订单，工厂没饭吃，只能走撤并这一条路了。”
那个时代，我听说过，所谓军队要过紧日子、萝卜白菜保平安。军队军官的生活都不算好，连排职干部争着转业，何况购买武器装备了，只能算是维持。
原来我们支队的政治处主任，他当时在一中队当指导员，他也是因为经济原因，要求转业。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当时在部队提职可能小。他自己找了一个单位，是人民银行，据说人民银行的打字员，每个月收入都比他高一倍。我所说的是所有收入，福利资金是占大头的。强势地方部门，是舍得发钱的。部队军官虽然基本工资看起来高，但没什么福利资金，日子过得比较紧巴了。
他要转业，可上级不批，给他立个三等功，算是勉强把他留下来了。后来，部队扩编干部流动的原因，他居然七搞八搞，还搞到一个副团职，算是当年留下，没有成为遗憾。
平安是保不住的，在大势奔流的改革浪潮中，原地不动，根本没平安可言，当时军心不稳，比我老的军人都有体会。
还有就是下岗潮，当时许多国有企业都裁员增效，甚至有的大厂直接关闭。没效益，没补贴，国家养不活这么多人了。这些人的境遇更差了，因为原来工人老大哥，政治和经济上处于社会的上层，突然打入底层，一点过渡的层级和时间都没有，那些四五十岁的人，除了工厂岗位，别无特长，在外面求职，年龄和身体不占优势，很是困难的。
改革是一场革命，涉及亿万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大幅调整，阵痛和不稳定，是当时的现象。当时的治安也比较差，公安管不过来，我们武警也要参与深夜的社会面巡逻，还要参与公交反抓窃，还要参与打击车匪路霸，可见当时，社会是不大平安的。
好在，改革的成功来源于增量。当社会总财富快速增加之时，大部分人都获得了利益，所以，才没引起社会剧烈动荡。人人都有好处，多或者少而已。经济上的变迁，整个改变了社会形态。如果说过去国有单位是铁饭碗，兵工厂就是钢饭碗，突然变成泥饭碗，职工确实受不了。但随着社会经济活跃，许多人的泥饭碗开始有肉了，有油水了，也就不在意饭碗本身了。平滑地度过阵痛期，是中国最成功的地方。
“我们厂为了减员增效，将我们重庆车间与绵阳车间合并，我是技术专家，当然不可能下岗，但如果要工作，就得到绵阳。当时我已经五十多岁了，生活基础在重庆，舍不得离开，就办了提前退休。当然，厂里原来的房子，都归个人所有，政府为支持撤并，也顺利地办了手续。所以，我的青春留给厂，厂里留给我那栋房子，这就是价值。”
我听了后，觉得是一种悲哀。这种埋头干事的技术骨干和专家，在五十多岁临近退休时，还要为自己未来的生活作重大选择，并且前景谁也无法预料。他们可以预料产品的发展和质量，可以预料科学的进步和工艺的改善，但预料不了自己的生活。如同漂浮在大海的孤舟，突然失去了方向感。
“留在重庆，是我夫人坚持的，当时儿子也站在她一边。我只是闲下来没事干心里慌，其实我倒不担心钱的问题。毕竟，夫人挣下的，比我在厂里多多了。”
虽然有钱，但一个长于思考和勤于工作的人，突然没事干，空虚带来的失望，肯定非常痛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当时肯定遇到过。
“最开始没事做，是闲得慌，主要是业余时间，辅导儿子做功课，也算是孩子争气，也与他妈妈的教育有关，成绩还不错。”
我与妍子在云南开展的计划就与教育有关，我想知道，他夫人，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人，是如何教育孩子的。这种方法，说不定也适合于山区那些没文化的家庭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