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题公布之后，宗泽便松了一口气。
进了贡院中之后，宗泽便一直感到有些压抑。贡院里面的空气，都仿佛比外界重上几分。更何况由两位知贡举带领考官、考生一起向先圣参拜的仪式，庄严肃穆，更是给一众士子平添了一份压力。
宗泽曾经听前辈说过，贡院中多有冤魂，全是屡考不中、郁愤而亡的士子。应考的贡生们只要心思一乱，立刻就会被缠上。
再有才学的士子，一旦乱了心境，也会连普通人都不如。
当然，为什么有圣人坐镇贡院里面还会有冤魂？何况这座贡院还是新修，开门迎客也就几次，能死几个？
这一点，那位专爱说鬼故事的前辈就不能自圆其说了。
今科的考题，在经义上没有什么特别，只不过出自《诗》、《书》、《周官》中的内容比预计中少了很多，很可能是《三经新义》给人琢磨透了，所以干脆减少一部分，以加强难度。
而之后策论的题目，让宗泽在安心之余，又忍不住摇头苦笑，为那几位爱猜题的同窗担心起来。
熙宁六年礼部试的策论是史论：以秦与商鞅之事为题；九年则是策问：天子因天下灾异频频，而问策于考生；元丰二年也同样是策问，因为当时的形势，加上主考是去过辽国的许将，策问的内容有关西、北二虏。
连续两科都是策问，所以这元佑元年的礼部试，大部分士子都觉得应当不该是策问了。
但宗泽没有管过去是什么情况，策与论，他都下了功夫去用功，
事实证明，铜板连丢两次叉，第三次还是有可能继续是叉，而不会变成快。
宗泽也赌博，掷铜板有字的那面叫叉，没字的那边叫快。他平常常玩三星，三枚铜板要掷出一色的浑纯，难度甚大。但一枚铜钱除非是要掷出侧面朝上，否则叉和快都是很容易出现。
不过有一点宗泽是清楚的，这一次不论是出现那一面，都跟上一次的结果没有任何关系，只看老天和运气。
虽说考题的内容与人有关，不过猜测人心所向，大概也就跟掷铜板的差不多。
所以这一回以为策论的体裁会是论而不是策的考生，全都赌输了。
宗泽虽是赌赢了，不过也没敢太沾沾自喜。
不论是策，还是论，一般都会切合当今的形势，但同样一件事，在不同立场的人眼中，必然是有着不同的意义。
故而还要看主考官，他在朝堂上是站在什么立场，过去又有什么经历，本身又是什么样的文风，又有什么样的忌讳。这都是需要事前去了解的。
若是不去注意，一头撞上墙去，喊冤都没人理。
君不见当初欧阳修为一洗文风，在他主持的礼部试上，刷落了多少名震士林的考生，以至于在路上被人围攻，可终究是一点用都没有。被取中的去宫中参加殿试，被刷落的扎欧阳修的草人也没能让欧阳修少吃一碗饭。
宗泽仔细的审视着题目。
去除无谓的辞藻，今次策问的论点只在于绍述二字。
这道题乍看起来难度并不大，也符合考前的猜测。就算猜错了体裁的考生，看到内容后，就会安心许多。
绍述就是继承，先帝新丧，若要说针对何事，不问可知。题眼当然是论语中的‘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这一句。但要如何联合实际进行阐发，并给敷衍出一篇让考官满意的文章，就很让人头疼了。
宗泽越是思量，越是觉得这道题里满满的皆是恶意。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
但新法便是号称效三代之法，变祖宗之制。
这当如何说？
说起来，也不是没有办法。
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这不是名家独有的特技，正常的士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而在不同人面前，将一件事正说反说都说通，也非是纵横家的特权。
只不过今科可有两名知贡举。一个是蒲宗孟，一个是李承之，这两位，大家都不熟。被任命为知贡举又太晚。他们的立场还好判断，但喜好、风格，一时间能了解到的内容并不多。而且有一点很明确，两位知贡举绝不可能和睦相处，一个不好，就有可能卷入两位主考的争斗中，然后死得莫名其妙。
宗泽想了一下，就将这道策问暂时放到了一边，先从经义的题目做起。
有关经义的部分，在国子监中，常年系统性的练习过，宗泽写起来得心应手。
出处在《三经》之中的题目，只要遵从三经新义就够了。三经新义没有解释到的地方，一部分遵循孔颖达的注疏，一部分则是出自国子监的新义。
这些年以国子监为主的新学团体，对新学的钻研日渐精深，对三经新义所没有涉及的其他经书，又有了许多新的阐发。
在经义研究的前沿领域，国子监出来的贡生，对此有着先天上的优势，外路的贡生远远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这其中大部分的观点都只是在京中流传，甚至仅仅在监中传播，但在之前不久，却经过了经义局的审核，成为国子监的教材之一，也是考试的标准答案。
在考试中用上新义，并不需要太在乎知贡举的身份。知贡举一般只会看后面的策论，前面是经义通过初考官和覆考官的评阅就够了。而知贡举下面的一干考官，无一例外都是新党中人，其中还有研习新法最为精深的几位国子监博士、教授，监中出身的贡生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写那些新释义。
宗泽解决前面的问题没有耗费太多的时间，但当他的注意力再一次回到策问考题中时，便陷入了一阵长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