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卫局的政审工作，可以说是滴水不漏。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社会新时期，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讲，‘贫农’出身的应征青年，更具竞争优势。我们备选的六十名应征青年，全部是‘贫农’出身，其中有四十名家在农村，二十名家在县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挨家挨户进行家访，并要走访所在地的派出所、街道办或者村支部，以及其就读过的各个学校，从小学一直到最终毕业的学校，一个都不能落下。按照安排，应征青年们都要到曾经就读的各个学校开证明信，我们根据证明信和派出所的资料，对其就读学校进行走访，对应征青年在学校的各方面表现，逐一详查。其次，我们还要走访应征青年的亲戚朋友关系，七大姑八大姨，一个不落。可以说，工作量相当巨大。
当然，武装部也帮助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很多资料是通过他们收集来的，而且，武装部每天都会安排两名工作人员，开车载着我们进行走访调查。这样一圈儿下来，六十名预选兵员，只剩下了四十名。被淘汰的二十名当中，有的直系亲属在国外定居，或者加入了外国外籍；有的在台湾等敏感地区有亲戚关系；还有的在学校里有不良前科，或者在派出所有打架斗殴等不良备案；也有的是‘富农’或者‘中农’家庭背景，在填写资料时却隐瞒为‘贫农’；甚至还有人祖上曾给日本鬼子做过翻译……诸如此类，一经发现，坚决淘汰，没有商量的余地。你可不要小看‘贫农’和‘中农’或者‘富农’背景出身的影响，在青年应征入伍时，这三种出身背景，关系重大。尽管政策上说是无论出身背景贫富与否，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政策上也没有明文规定这三者有何区别，但是在实际落实起来，‘贫农’二字则是一种荣耀。这种出身背景，在入伍时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被各种原因刷下来的二十名预选兵员，其中也有一些家资殷富的，便通过武装部的关系，想疏通一下走走后门。在这种原则性的问题下，我们三人当然不敢有半点儿马虎。
剩下的四十人，竞争更加激烈。很多应征青年家属，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够进入特卫局服役，那简直是想尽了办法。有的直接通过武装部联系我们，还有的直接动用了县委县政府的关系，给武装部施加压力。但是我们接兵，是很少受到武装部干涉的，他们在耳边也只是起到了一定的建议作用，没有决定权。
这天晚上，我和于科长、史参谋坐在一起，共同对这剩下的四十个名单，做进一步敲定和筛选。但是话说回来，从上千名应征青年当中，挑选出的这四十名全是精英，各有所长。他们都是通过了严苛的体检和政审，各方面条件都已经合乎标准。如果说是再要刷掉十位，那你必须得给应征青年和其家长一个合理的理由，否则难以服众，甚至被人误认为是暗箱操作。经过商议，我们决定对这四十名预选兵员，进行简单的文化课考试以及体能测试，根据每个人的综合素质，敲定名单。
第二天上午，在武装部的配合下，我们召集这四十名应征青年，进行了一场文化课笔试；当天下午，又组织了一场体能测试。
就这样，三十名兵员，终于正式敲定。但是不到最后一刻，兵员名单一直握在我们手中，不会提前泄露。很多应征青年家长委托武装部过来探听消息，却都吃了闭门羹。
接兵工作基本上算是进入了尾声，于科长和史参谋如释重负，让我留在酒店，他们则出去游玩散心。作为一名军衔最低的士官，我当然不能和领导争什么，于是欣然同意。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让我有些应接不暇了。
武装部的工作人员，一上午的工夫，带着三四名应征青年的家属来我们下榻的房间拜访，并奉上了一些当地的特产。我是千推万阻没能抵挡得住家属们的热情，迫不得已收下了这些特产。当然，收也要讲原则，凡是在名单之列的家属送来的东西，可以酌情接收一下，对于一些比较名贵的礼品，当然不能收。但是即使这样，我心里仍然忐忑不安。临来的时候，领导千叮嘱万嘱咐不能收受应征青年家属的财物，在我心里，哪怕是收一分钱，也算是违反了规定。但是在那种氛围之下，如果不暂时收下的话，简直是无法拖身。我这才意识到于科长和史参谋为什么要躲出去了，他们难不成也是担心遇到这样棘手的情况？
望着房间里的一堆礼品，我左右徘徊，心里不断地自我安慰了几句，我决定把这些事情向于科长汇报，看他怎么处理此事。
武装部的一位副部长告诉我说，在基本上确定名单的情况下，家属们送点儿东西表示慰问，这不算什么。武装部那边收的慰问品更多，都快排成一座山了。所以让我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