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两位名叫王会悟的革命老人，另一位是女『性』，所以我们说的这位王会悟，为了表示对女『性』的尊重，在一九三二年的苏区，就把自己改名为汪仁悟，汪是他生母的姓，因此，我们还是叫他汪仁悟吧。”
“在我的家乡宁家村的村外，有一条西江省有名的大河叫锦川河，河的对面有个王家村，河上没有桥，要渡过近五百米宽的锦川河，全靠一条能载几十号人的小渡船，两村同河不同县，宁家村属于万川县，王家村属于万锦县。”
“记得那是一九二三年的十月，初秋的一天，王家村的地主王贵田家里，他二年前因为逃婚而出走的大儿子汪仁悟，突然一身洋气的回来了，那时我刚满十八岁，三年前在县城读过两年初中，算是宁家村比较有文化的人了，我的父亲给锦川河对面的王家村王贵田家做了二十多年的长工，王贵田家在村里办有一个小学，我通过父亲的介绍，一边在那个小学教书，一边给王家干点记帐之类的杂活，那时候王贵田已经去世两年多了，家中事务均由汪仁悟母亲主持，记得他家当时还有水田五百多亩，但毕竟是女流当家，家道已慢慢的败落了。”
“汪仁悟生于一九零零年，毕业于省第一师范学校，一九二零年曾经在万川县县中当过一年的语文教师，恰好就教于我所在的班级，因此他算得上是我的老师了，加上两家仅一江之隔，我父亲又是他家的老长工，我们亦师亦友，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就在那个时候，他成了我革命道路上的启蒙者。”
“汪仁悟回家后，很快就找到了我，原来他二年前逃婚出走后不久，就加入了党组织，并被党中央派往苏联学习了两年，半年前秘密回国，参加了党的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后，被任命为西江省省委委员，兼党的西江省北区特别工作委员会书记。此次回家，就是奉命发展党的组织，和开展农民土地革命运动，我自然而然的成了他的发展对象，他成了我入党的介绍人之一，另一个介绍人，就是他的助手，当时特工委的付书记刘仲民。”[]宦海风云记358
“一年以后，汪仁悟去了东海市的中央机关工作，我奉命去了南粤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期间我们有整整三年没有任何联糸，不知道对方在哪里在干什么，尤其是一九二七年，蒋xx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xx党人被杀得血流成河，全国到处是白『色』恐怖，革命正处于最低『潮』最危急的关头……可是，一九二七年八月的一天，我们非常意外的又在家乡重逢了。”
“当时党的西江省北区特工委，由于书记刘仲民被捕叛变，已经被破坏殆尽，刘仲民不但带人烧了汪仁悟的家，还抓了汪仁悟的母亲，知道他是个孝子，得到消息后一定会从省城赶回来营救，果然，当时担任党的省委临时书记的汪仁悟，得知母亲被抓的消息后，没有经过组织批准，就孤身一人匆匆的赶回了家乡。”
“那天在万川县城的街头，我们非常偶然的重逢了，我是奉党中央的命令，和四位同志一起，携带着党中央的机密文件，一批枪枝弹『药』和银元，前往南湖省参加即将举行的秋收起义，我们的使命和行程都是极其保密的，我勉强同意和汪仁悟坐下来谈谈，已经违反了党的纪律，所以当他提出借人借枪借钱救他母亲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拒绝了，何况当时那一带的党组织几乎被xx党所全部摧毁，我没办法信任孤身一人，行动诡密的汪仁悟，因此，我被他骂为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后来他逢人就说，每当母亲忌日还公开大骂，让我背了几十年的骂名……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误会。”
“历史总是这样，误会和巧合，有时候会接二连三的发生在某个节点或某个人身上，汪仁悟救母无望，回到省城，万万没有想到，当时的省委因为叛徒出卖，被xx党一夜之间破坏了，当时的西江地下省委有九名委员，唯一的幸存者就是汪仁悟，于是，他不但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糸，还背上了叛徒的嫌疑，可这位老兄不反思自己，至今还耿耿于怀的认为，是因为我不帮助他，才致使他耽误了回省城的时间，造成省委来不及转移才被敌人一网打尽，这笔帐便成了他对我的第二个误会。”
“第三个误会发生在一九三二年的苏区，和党失去几年联糸的汪仁悟终于出现了，但那时正逢苏区肃反，我也被撤职审查，失踪了几年的汪仁悟，加上对西江省委全部覆没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及身上背着的叛徒嫌疑，让他理所当然的成了被审查的对象，没有办法为自己申辩的汪仁悟，托人递条子让我为他证明，可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怎么为他证明，我只写了他与我在万川县偶然相见，和他为救母四处奔走的事，他却说我不仁不义见死不救，天天在隔离室骂我……好在他有留苏背景，而当时的中央由留苏派掌控，让他勉强的过了关，但从那时开始，他在党内的地位一落千丈，如果说他以前入选过中央政治局，还算进入过中央核心领导层的话，后来他虽然一直是中央委员，但基本上被边缘化了，从此他工作和研究的重心，也转到了党的理论方面，逐渐成为党内数一数二的理论家。”
“当然，我对他也有过误会，记得一九三五年，我军长征北上途中，我奉中央之命前往东海市，寻找当地坚持地下斗争的党组织，并择机前往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东海市我曾受到敌人的追捕，就在非常危急的时候，我曾在东海市的街头碰上汪仁悟，他当时是党的东海市地下特委委员，但不负责和我联络，所以我们装作不认识的擦肩而过，其实那事的确不怪他，当时他也正被两个特务盯着梢呢，一九四三年在根据地整风的时候，他说我如何如何的见死不救，我也就毫不客气的把东海市那一幕扯出来，吵来吵去，我们在整风运动后都过了关，但彼此的误会更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