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样则是玉冥器，以玉器来进行陪葬，血沁的存在正与玉器被拿来陪葬有关系，玉只有接触到尸体，长年累月，才有可能形成血沁。：。
随葬的玉器也被称为玉冥器。真正意义上的玉冥器是出现在周至汉这一段历史时期。当时的人们相信，以玉器堵塞死者的各个窍穴，就能阻止真神出窍，防止元阳外泄，因此，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出现了大量的玉窍塞、玉璧板，等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广州南越玉墓出土的大批玉冥器，这些玉器是专门为死者特制的，比如，玉冥器所用的玉块或玉琮往往多切一刀，以示与实用之物相区别。
而自汉以后，厚葬之风渐渐收敛，故而专门用于殓葬的玉器也渐为少见，而大多的墓葬则以死者生前所用的实用器物陪葬了。通常，专用的玉冥器有各种玉窍塞，如口含的玉、蝉、玉耳塞、玉眼盖等。此外，还有死者手中所握之玉猪，背后及胸前所垫盖的玉璧板等。
玉冥器常常要被做成蝉、猪等动物的形状，这是因为古人认为，蝉是从地下爬出来的，只吃露水就可以引吭高歌。故而，蝉被认为可以重生，所以玉蝉一般含在嘴里。而猪则代表了农耕文化的金钱，而玉又价格不菲，所以古人经常用它来陪葬。
陪葬宝物之七就是神器，神器，是指古代用来通天以及与神沟通交流的器物，包含鼎、鼓、钟、剑、斧、壶、塔、琴，等等。在出土的所有神器中，以博山炉最为受人关注。
博山炉又叫博山香炉、博山香薰、博山薰炉等名，是中国汉、晋时期常见的焚香所用的器具。常见的为青铜器和陶瓷器。炉体呈青铜器中的豆形，上有盖，盖高而尖，镂空，呈山形，山形重叠，其间雕有飞禽走兽，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而得名，汉代盛传海上有蓬莱、博山、瀛洲三座仙山。
博山炉出现在西汉时期，与燃香原料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西汉之前，人们使用茅香，即将薰香草或蕙草放置在豆式香炉中直接点燃，虽然香气馥郁，但烟火气很大。武帝时，南海地区的龙脑香、苏合香传入中土，并将香料制成香球或香饼，下置炭火用炭火的高温将这些树脂类的香料徐徐燃起，香味浓厚，烟火气又不大，因此出现了形态各异、巧夺天工的博山炉。
博山炉主要流行于汉代，而汉代人使用博山炉主要有三大作用：一是古人以博山炉为神器，用此烧香祈祷以达神明；二是古人席地而坐，燃香草可以洁室除湿，怡人心脾；三是达官贵人有熏衣染被的习惯，用从国外输入的蕙草熏香衣被，以显示华贵。风愈演愈烈，帝王诸侯们又在香料之中添加催情的药物，来满足自己的淫欲。因此博山炉又成为**的一种象征。
“对了，这陪葬宝物的第八种其实……”谢明说道：“虽然是证实存在过的，可是总觉得有些不靠谱了，仙丹，仙丹其实一般是丹砂，黄金和白银为主要材料，中国的炼丹之风自秦汉开始愈演愈烈，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加盛行。因为士大夫阶层信奉道教，沉迷于修道成仙，他们认为丹砂在炼制过程中，颜色、形态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和人的生老病死有联系的，因此，企图从丹砂一类的矿物中炼制出仙丹来，以求长生不老、升天成仙。葛洪在《抱朴子》中，就多方论证了神仙不死之道，主张以黄金和丹砂炼丹，以服食成仙。”
“陪葬宝物九是石器，陪葬品中的石器用料考究，有的是上好的花石、大理石、汉白玉石、昆仑玉石、蓝田玉石，所以宝贵程度相当高。在随葬的石刻艺术品当中，唐太宗昭陵六骏的石刻就是非常珍贵的陪葬宝物。当然，石器不仅会陪葬在墓主人的墓穴中，更多的还会在墓葬的外面，作为死者的陪护。”
骆天说完了，就听到刘大川说道：“比如说霍去病的墓就是石刻最多的茂陵陪葬墓，霍去病去世以后，武帝为纪念他的赫赫战功，特在茂陵旁修建了一座象征祁连山的墓冢，境界逼真，墓上还有各种巨型石刻群，手法简练，气势浑厚，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化境，是我国最早、最大、最完整的大型石刻群。”
“霍去病墓石刻中的主体雕刻，是一件有代表性的纪念碑式的杰作，使用一人一马对比的形式，构成了一个高下悬殊的抗衡场面，揭示出了正义力量不可摧毁的主题。在此基础上，雕刻家把马的形象刻画得坚实有力、姿态威武、气宇轩昂，似乎象征着当时汉军实力的强大，具有凛然难犯的庄重气派。从画面上看，马腹下的匈奴人，仰卧地上，左手握弓，右手持箭，双腿蜷曲，作狼狈挣扎状，蓬松零乱的须发，更显得惊慌失措，声嘶力竭，带着既不甘心就缚，又无可奈何的表情。这显然是用以歌颂霍去病将军的业绩，以昭示出来犯者的下场，拿这块石刻陪葬霍去病太合适不过了。”
骆天提起来还有种很痛快的感觉，大汉江山，休要来犯，犯必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