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明是否迁都的事项上，朱允炆与内阁之间的分歧是存在的，并且很大，这个议项，也是朱允炆这个皇帝主动提出来的。
南京的高度富庶和江南舒适的生存环境，都在悄无声息的腐蚀着这片土地上数百万人的心气。
无论是宗亲、武勋，还是达官显贵，夜间都烛火通明，四处欢声笑语的南京城，委实太过于喧嚣吵闹了。
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堕落，每个人对看待这种问题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
就好比与后世‘网络游戏对未成年孩子的毒害’，在不同家长的眼中来看待也有不一样的答案，有的说责任出在孩子和家长的监管力度上，有的就把责任全部推给游戏制造商，认为孩子不具备大人般成熟的自制力和分辨学习能力。
这种分歧，你无法达到全国统一。
以杨士奇为首的内阁不希望迁都，因为他们本身都是江南籍，更习惯南京的风土气候，距离老家也近，而且置业多在京畿周遭，迁都，对他们本身的利益破坏巨大。
另一个原因，便是杨士奇曾向朱允炆提出的。
“如北平改北京，迁权贵、官员、富户实北地，则不消三十载，北京亦富庶超江南，如此百年之后，陛下所忧，岂不旧日重现？”
谁敢说后世的北京不繁华，灯红酒绿哪里逊色上海了？
朱棣迁都，三次迁江南富贾实北京，等到明中期，一样是歌舞升平。
那时候得亏草原坐大，瓦剌鞑靼年年侵扰，迫于外部的军事威胁，北京上下还算的上是严阵以待，不缀警戒之心。
但现在的大明，北方也没有外部威胁啊。
那一百年之后，北京的权贵该腐败的还是要腐败。
迁都就失去了其积极的意义。
“迁都之事，恕臣之言，弊大于利。”
这是在乾清宫时，杨士奇直言不讳的原话：“江南乃朝廷赋税重地，若中枢北上，疏于监管，可能会导致赋税降低，地方沆瀣一气、腐败丛生之现象。现今北地口不足两千万，不及江南一半，强行北迁，假日江南坐大，不利地方稳定。”
总的来说，杨士奇的建议都很有道理，一度也让朱允炆犹豫了许久，但最终他还是强硬的定下了这件事。
“朕欲北上，原因众多，而今北方民族林立，需加大监管和同化进度，以免形成假日内乱之祸根。
二一个，也是将来为西北战事所牵，开疆拓土之殊荣，朕为帝王者，实难割舍。至于江南之事，朕不妨直言，南直隶一分为二，置安徽、江苏两省。往来通讯监管，自北京南下往南京的京道早已竣工，陆路不消五六日，海路更快，勿忧挂怀。”
其实，还有一个很主观的因素，朱允炆并没有说出来。
那就是他天然就更喜欢拿北京来做首都，这大概是他后世为官的一种殷切盼望，难得穿越做了一回皇帝，不跑到北京来建都，总感觉有点遗憾。
所以，哪里建都，皇帝的主观意向是占据很大比重的。
朱洪武定都南京，因为他是凤阳人，更习惯于江南。
而朱老四几十年都呆在北平习惯了，迁了过去，而朱高炽一登基，又打算迁回南京，是因为朱高炽喜欢江南。
说一大堆客观道理，其实都是朱允炆自己为了这项提议合理性和立得住脚，要不然他就直接给内阁通传一句话。
“朕就是想北上”。
这就显得过于任性了。
“工部营造新都的事与北平布政使司一道商议，陛下的谕示，皇城不用太大，以南京皇宫为蓝本仿造即可，魏部堂，这件事你统计一下预算，陛下说了，花销由内帑来支持。”
魏均几乎是下意识的啊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