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谈话越来越让我发笑，其实对于谈话本身，并没有什么可笑的，但是对于彼此的答非所问，就让人忍俊不禁了，我甚至听完了一个说话，马上就想听另外一个怎么去答复，而每一次都能提升我一个笑点，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是否听到，因为我是距离他们最近的一个，但是来望肯定是听到了，因为我不时地听到他压抑的笑声，有时在其中一个答非所问的回答后，来望会和我相视而笑，但是来望没有像我一样专注老农的谈话，因为从他不时地附和老师的讲课内容就知道了，而我是老师说什么，都是不知道的，我只关心窗外两位老农的谈话。我是一个干什么都是十分专注的，包括偷听谈话，我真佩服自己，真是个人才，幸亏自己接受的是正规教育，我想如果有坏人教唆，我肯定是顶坏的一个，因为我能完全、准确、细致地去掌握这些东西。
两位老农的谈话，像三月的阳光一样，不急不缓的，但是任何一句答问都能承包我们的笑点，比如其中一位说：
“我呀，今年五十有八了。”
另外一个则对答：
“我大舅，今年也八十八了。”末了，还补充到，“身体还好的很呐。”
在我依然专心致志地听他们的谈话时，忽然那位带帽子的老农站了起来，趴在敞开的窗户上对我说：
“娃娃，给一张纸，我们抽根烟。”
老师和同学忽然都停下来看他，他看着老师，笑笑说：
“抽根烟。”
刘老师并没有说什么，陕北老农走到那里都要抽烟，这也是一种被默认的习惯，一般都是带着烟斗和烟袋，烟叶则是自己种的那种旱烟，如果碰巧没带烟斗，则用纸卷起来，像卷烟一样，他们几乎都有这种卷烟的本领，卷起来的烟，非常的紧致，绝不会散了。我从本子上撕下一页递给他，这时我才看清了他的脸庞，国字形的脸颊很瘦削，眉毛又浓又长，眉尾几乎耷拉到眼角，他的笑容憨厚慈祥。
随后，我就闻到了一股旱烟味，而他们前言不搭后语的谈话还在继续。
三月的阳光像一个吝啬而又娇媚的小姑娘，渐渐地从我的窗户上一点点地收起、撤走，老农也跟着阳光起身了，我看着他们离开的身影，一个背着手，一个有些佝偻，但走得从容不迫，他们的谈话还在边走边继续，渐渐的他们消失在我的视野，而我的思绪并没有被拉回，仿佛在追随着他们，耳边还在想起他们那答非所问的谈话。
回家后，当我把这件事告诉给爷爷的时候，爷爷竟笑着对我说：
“往后，我和你奶就像那两个老头一样，都聋了，然后，我俩就说不了悄悄话了。”
“老骚情！”奶奶假装恼怒的说。
“那你们现在也没说悄悄话，”我接口道，“反正我没见。”我认真地补充道。
“悄悄话嘛，等聋了以后再说。”爷爷又笑着说。
“聋了还说个屁，”我说，“那能叫悄悄话嘛，得吼着说。”
“黄毛呀，爷逗你呢，爷聋不了，耳朵好着呐，爷是腿不好，”爷爷抽着旱烟说，“这人呐，那不好都不行，聋了，听不到，不行，腿疼，走不了也不行。”
听了爷爷的感慨，我并没有太深的感触，因为我正处在活蹦乱跳的年纪，我还不能体会到老年人的无奈，和经历岁月后的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