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雎到达秦国，恰恰顺乎当时战国政治、军事发展之大势，所以才会在秦国如鱼得水。秦国如果没有范雎，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或者如果范雎得到了其他国家——诸如齐国——的重用，也许秦昭襄王仍是羸弱无力的君王，别说统一不了诸侯国，权力尽失也未可知。当然，历史不能假设。而在此时，所有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是范雎造就了当时的战国，还是当时的战国造就了范雎，而在于范雎到达秦国受到重用之后，使得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但在此之前，范雎还需要接受秦王的考核。如同他辗转来到秦国的经历一般，他能够获取秦王考核的资格，也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秦王对于所谓的才士俊杰并不信任。而获取他的信任，无疑成为范雎眼下最应该做的事情。
时为秦昭襄王三十六年，这代表秦昭襄王已经做了36年有名无实的君王。虽然他知道自己才是正统的国君，奈何宣太后实在是巾帼不让须眉，在她的领导下，秦国的国势不断强盛。特别是白起领军后，往南，秦军不断攻伐楚国，力拔鄢、郢两座重镇，幽死楚怀王于秦，楚国元气大伤，不敢与秦国相抗；往东，齐国虽然强盛，却在秦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就连曾经一度风云天下，震慑九州的魏、韩、赵“三晋”之兵，也被秦军打得无还手之力，使魏、韩二君俯首听命于秦国。天下之大，唯有赵国还能够勉强和秦国在军事上作对。
所有这些迹象在表现出秦国的强盛之时，也间接证明了宣太后政治势力的固若金汤。
秦廷上下虽人才济济，在战国舞台上风光无限，但却是由泾阳君、华阳君、高陵君以及魏冉“四贵”掌权，内部一片风声鹤唳。他们为了独揽朝纲、独霸朝局，屡次打击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甚至是秦昭襄王的亲信也朝不保夕。
为了减少和宣太后等人的摩擦，避免秦国政局的动荡，秦昭襄王决意韬光养晦、厚积薄发。于是，秦昭襄王整日深居宫中，“甘心”被权臣贵戚所包围。只有在国家重大事件，非要大王出场之时，才勉强出去应付。
反观当时的战国局势，活跃在战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谋士说客多如过江之鲫，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有的人确有其才，能够让国家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在军事上百战百胜；有的却只是徒有虚名，甚至是为了混口饭吃，而到处骗取钱粮。他们都有一个共性：有三寸不烂之舌。没有这个长处，很少人能够接受他们。恰如白起，不善言辞，不懂政治，如果没有魏冉的举荐，即使再有才能也只能泯然众人矣。
因此，一时之间，不只是秦王，许多秦国上层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对来自诸侯各国的宾客辩士并没有多少好的印象，以为其中无信者居多。也正是这个原因，魏冉才会在半路上盘查王稽等人，让范雎对他生出了更大的嫌隙。
范雎也知道秦国此时的情况，所以对于前途之多艰，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秦国的未来、秦王的命运，就在一次又一次与范雎的失之交臂中不断地浮浮沉沉。
范雎难以在第一时间得到秦王召见，并受到重用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王稽。
因为王稽此人，在秦国的地位，相比一般的王公大臣，实在是微不足道，派他出使魏国，足可见秦国对于魏国的轻视程度。王稽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近秦王。
范雎也知道这个情况，只是他不好意思点破。心中暗想，只要自己想办法走进秦王的视野，只要秦王能够开恩相见，凭借自己的韬略智慧，定然能够让秦王刮目相看。
正当范雎准备亲自动手、自力更生之时，秦王颁布谕令召见王稽。王稽遂向秦王汇报前去魏国出使的情况，完事之后，见王稽还不肯离开，秦王正自奇怪。王稽遂说道，此次自己出使魏国，虽然在外交上平淡如水，但却并不是没有多少收获。因为这一路过来，他阅人无数，竟然叫他觅得了一个天下奇才，名字叫张禄。只要他能够得到秦国的重用，秦国的国力定然能够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