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对于这一次会晤的内容，有详细的记载：
一见面，范雎便将自己和秦王以姜子牙和文王作比。他说道：“吕尚在河边直钩钓鱼之时遇见了文王，文王知道他有才能，从此厚待吕尚，并且将吕尚拜为宰相。已经80岁的吕尚感念文王的知遇之恩，就向文王陈述了自己的政见，为其制定了国家的内外政策，最终帮助文王灭掉无道的商朝，取得了天下。范雎虽只是秦国的一个过客，跟大王也没有多少交情，但范雎现在要说的事情，牵涉到您的骨肉之亲、母子之爱，似乎有些大逆不道。但是范雎有一片忠心，想要向大王坦言心中所想。即使今天范雎对大王坦言了，明天就被人所构陷，范雎也无所畏惧。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范雎所言，能够对秦国有些好处，便死得其所。”
范雎果然非比常人，几句话下来，便将秦昭襄王的兴趣吸引了过来。范雎一番言语，不仅吸引了秦昭襄王的好奇心，也将他彻底感动了。于是，秦昭襄王煞有介事地说道：“寡人今天有幸得见先生，实在是晓天之大幸。不论事情的大小，上至太后，下至大臣，希望先生都坦言直说，不要怀疑寡人，只要有道理，寡人就会嘉奖，如果没有道理，寡人也不会怪罪。”
范雎见秦昭襄王如此礼贤下士，和自己平日的观察有过之而无不及。遂肆无忌惮地展开他的长篇大论，还提出了最新的作战方案，这也就是著名的“远交近攻”的作战方针：“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意思很明显：现在的东方六国之中，唯有齐国势力强大，同时又离秦国很远，因而齐国是秦国最为理想的结盟对象。试想，如果秦国攻打齐国，部队要经过韩、魏两国。如果军队的数量太少，则一时之间必定难以取胜；如果多派军队，则打胜了也无法占有齐国土地。与其便宜了韩国和魏国，不如先攻打和秦国相邻的韩国和魏国，逐步推进。当前的形势很明朗，为了对付南方的楚国和西方的秦国，齐国与韩、魏两国正在谋求结盟。因此，为了使得形势对秦国更加有利，秦国需要抢在韩国和魏国的前面，率先派遣使者主动与齐国结盟。
这个外交政策，对东方六国而言，无疑是一场噩梦。
“远交近攻”的实质，是让秦国想要攻灭的所有的国家都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样，秦国就能够对列国各个击破。范雎对秦国的未来发展所订立的策略可谓高屋建瓴，令秦王心悦诚服。然而，如果秦王不能亲自主持国家大计，依然如一个傀儡般让宣太后在幕后操控，则范雎所有的设想即使再美好，也只能流于空谈。
通过对秦国未来发展政策的制定，使得秦昭襄王见识了范雎的才智，心生重用范雎的心思。范雎也是心知肚明，因而可以由公到私。就宣太后掌权之事，范雎说道：“昔日，我在山东，听人家说，齐国有孟尝君，很有才能，齐王只能望其项背。而到了秦国之后，则只听说秦有宣太后、穰侯魏冉，以及华阳、高陵、泾阳君，还没有听说有秦王。大王是一国的领袖，应该决定一切国家大事，有生杀予夺的权威。然而，再看秦国之天下，太后能够不管君上而擅自行事，穰侯能够不顾国家而把持对外大权，华阳、高陵、泾阳君可以不闻法规而自行决断，这是秦国的‘四贵’。四贵的权势盛，国家就危险，大王的权力怎么能不倾覆？大王何以向秦国发号施令呢？”
“秦国有了四贵执掌权柄，则大王就被架空了。正所谓功高震主，多少大臣一旦有了权力就陷主上于危险的境地。李兑曾经是赵国的臣子，主父最终被困于沙丘，百日之内无人解救，最终饿死。崔杼、淖齿曾经是齐国的臣，齐君最终被他们害死。今秦国宣太后、穰侯魏冉专权，并和高陵、华阳、泾阳君等人内外相连，范雎担心有朝一日秦国会再一次出现崔杼、淖齿、李兑这样的事情。”
“大王心知肚明，您身边其实充斥着魏冉的人，而且朝中许多大臣都是魏冉的党羽，可谓权倾朝野。大王一个人在朝廷，就是孤家寡人，这让为人臣者怎么能够安心呢？如果这种情况不加以阻止的话，秦国也许就会落入外人之手。”
范雎此番话令秦昭襄王刮目相看，他终于等来了这个贤人，其不仅可以为秦国的未来考虑，也可以为秦王的地位考虑。有范雎辅佐的秦王终于下定决心对所谓的“四贵”动手了。
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解除了宣太后的权力，之后他把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逐出关中，并且免掉了穰侯的相位，拜范雎为相，封为应侯（应在今河南宝丰县西南）。秦宣太后在秦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呼风唤雨41年后，就此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