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林冲常和研究人员交流，所以大多数参与实验的人员没有太过诚惶诚恐，也不用跪下磕头，鞠躬见礼后，中华科技大学的一位教授，也是火车研发的总负责人，叫梅青山的，下令试验开始。
“咣当！”火车突然一倒一进，除了林冲，其他人都有点前仰后摇，坐在林冲对面的萧让，一头向林冲撞来，林冲赶忙扶住了他。萧让赶紧感谢赔罪，林冲笑着摆手，心道穿前火车汽车飞机的加速体验，比这可厉害多了。
“咣当、咣当”火车在铁道上动了起来，林冲穿前做过最慢的车，上海到杭州二百公里开了六七个小时，估摸了一下，现下的速度，少说还得慢一倍多，也就是每小时十来公里，或说每小时二十来里吧，肯定比战马中短途速度慢。
车速慢、体积大、效率低、震动大、耗煤大、折损快、声响震天、只能拉两节车厢、车厢里零部件叮叮当当一副要散架的模样，这实验火车毛病实在太多了。但林冲已经很开心满意了，有一才有二，这就是林冲穿前的火车雏形啊！
林冲与汤隆、黄群、萧让、梅青山商议，由工部负责组织，修建从开封经郑州、洛阳、潼关，直至长安的铁路线，要投入三十万劳役营的役犯，二十个工程旅。蒸汽机的提效降重以及其他改进，还是由中华科技大学组织研发。火车车厢的改进以及与蒸汽机的结合，以及总项目负责，由工部侍郎黄群亲自担任。去年，来自美洲的橡胶树已经长成并成功割胶，可用于火车车厢的内部。
林冲要求，三年之内开通从洛阳到长安的火车运输，并开始长安到兰州的铁路建设，启动其他几条关键线路。大华军未来的西进，铁路线的保障至关重要。
大华朝幅员广阔，今后会更甚。交通联络极其重要，通讯联络也极其重要。电报、电话是林冲孜孜以求的长途通讯手段，中华科技大学和华夏大学，各有一个物理系，重点研究电磁理论和实验，现在对电的认识是有了，但电动机还是做不出来，电报电话也只有林冲给他们讲的前世印象，没有实质进展。林冲多次去两校了解参与研究，可惜自己也是半瓶子醋，只能给些方向性的建议，真做实验，还不如那两校的师生们。
林冲与胡铨召集内阁扩大会议，参会的有张邦昌（副丞相）、鲁智深（枢密院）、晁盖（兵部+移民司）、柴进（吏部）、吴用、王进、公孙胜、卢俊义、阮小二、许贯忠、燕青、裴宣（刑部）、汤隆（工部）、慕容彦达（户部）、萧让（学部）、蒋敬（商部）、孙定（最高法院）。原礼部尚书崔靖，因包庇福建寺僧，被停职后告老还乡，林冲已经批准了。
会议上确认了林冲的铁路计划；对日南路和本州岛的战后安排，通过了晁盖和柴进辞去兵部吏部职务，专任议院的正副院长，由王进接任兵部尚书，裴宣接任吏部尚书，卢俊义接任刑部尚书，黄安接任移民司司长，燕青任新成立的外交司司长。
林冲提出，撤销礼部，对外事务设立直属内阁的外交司，将学部改名文教部，礼部的其余功能，皆划归文教部管。这引起了争议，胡铨和张邦昌都说礼部乃六部之首，不能撤销。
礼部为六部之首，是独尊儒术后的演变结果，儒生们以“礼”为纲，非“礼”为下。而六部，也只是隋之后才流行的。之前的秦汉，采用的是三公九卿官制，没有礼部。
礼部其实没啥大事可干，于国于民无大益，所以更要强调自己的重要性，把持话语权。于儒生而言，“礼”是吃饭家伙，疏忽不得。
为何儒生如此重“礼”呢？这得从孔儒的出身说起。儒的起源是周朝后期的哭丧人，哭丧者身穿特制的丧服，头戴丧帽，当时称为“褥服”，褥儒同音，这些哭丧者渐渐的便被称为“儒”。
“儒”这个词本是个鄙称，指那些位卑无财，指着别人家死人来骗钱骗物的哭丧者。有鉴于此，孔丘发明了“君子儒”和“小人儒”之说，意思是别的哭丧的是“小人儒”；他自己这一拨哭丧的则是“君子儒”，哭丧的服务素质高，哭丧的服务质量好。
孔丘自己也时常操持哭丧业务，要不靠学生孝敬的几条腊肉怎么活下去？周游列国的孔丘和他的学生们，就是一高级哭丧队，时不时为那些贵族家族提供哭丧服务，挣些个丧钱丧物。
为什么孔儒对“礼”这个表面文章重视到了如此疯狂的地步呢？为什么春秋百家中，其他各家无一家对“礼”能有孔儒百分之一的重视呢？知道了“儒”这个来源就会理解了。
原因很简单，死人家里越讲礼，哭丧的挣得就越多。所以孔儒一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礼”搞庞大、搞严格、搞精细、搞繁杂。你花得越多，哭丧的就挣得越多。
若是办丧事，丧儒能让你倾家荡产；若是办国事，丧儒能让你国破族亡。
孔丘有句名言：“克己复礼为仁”，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哭丧生计来源。因此儒家视主张“天下大同”、“节用”的墨子为洪水猛兽，认为其“无父无君”，“禽兽不如”，天天痛骂不绝于口。原因就是墨家轻礼重实，而且墨子曾经评价丧儒：“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
儒家要大家都按着他们制定的“礼”来生活，并由他们来运作、监督和评判，这样“儒”的地位就显而易见了。为了礼，儒生们可以牺牲一切，包括国家、民族、以及百姓；当然，不包括儒生自己。
言归正传，林冲是不会留着礼部去浪费民脂民膏的，梁山好汉们对儒礼也是无感的。最后胡铨和张邦昌也只能接受取消礼部。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