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彩的产生、流行与都与对外通商的发展密切相关，17世纪以来欧洲人重华瓷，而清廷规定我国与欧洲贾舶的通商仅在广州互市，对外贸易往来发达。
当时外国商人下了瓷器订单后，我国的瓷器商人为了方便按洋人的要求彩绘图案，就到江西景德镇采购素白瓷胎运回广州，另雇工匠，仿照西洋或中国的传统图案彩绘，于珠江南岸开炉烘烧制成彩瓷，以供外销，并实行来图定制加工，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私人订制”，再经由当时海外贸易中介巨头十三行向外商交货，“式多奇巧、岁无定样”，这样欧洲贵族们都能人手持有一个象征自己身份地位的瓷器。
广彩带有明显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特征，既吸收西洋画法，又结合岭南地方特色，构图丰满，色彩对比强烈，线条繁而不乱，图案装饰性强，尤其突出红彩与绿彩，这种浓重鲜丽的装饰风格颇具特色，在漂洋过海后，很快风靡欧洲，欧洲人痴迷得不可自拔，以拥有一件华夏的专属广彩瓷器为荣。
中就有提到：“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聚盛，欧上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瓷，运至粤垣，加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盖其器购自景德，彩绘则粤之河南厂所加者也。”
“全碗斗方，以十三行场景为图，的确属于重器了。”
陈松对谢老板的说法表示认同。
斗方就是满地开光，开光是指在瓷器的某些部分画出边框，并在边框中画以山水、人物、花卉等，在边框外饰以满地锦纹的称“锦地开光”，明代称“锦地盒子心”，满地开光就是整件瓷器的外侧都布满边框，边框内都绘有单独的图案。
将碗翻到底部，看到洁白的碗底上，没有任何落款，陈松微微一愣。
广彩作为外贸瓷，制作要求上多采用来样加工，底部落款要么是落国内堂名款，要么是落外国商标及纪念性纹样，像这没任何落款的倒是相当少见。
陈松看着大碗上的图案，根据绘画手法，快速思索着所属的年代。
康熙雍正可以直接排除，因为是广彩的初创阶段，那时候的师傅、颜料、素瓷都来自景德镇，依景德镇彩瓷纹样或来样加工，广彩的特色不太明显，看起来跟当时的其它瓷器没什么区别。
乾隆、嘉庆时期也不像，“广窑仿洋瓷烧者，甚绚彩华丽”，那时候广彩瓷虽已形成自己的风格，也得到社会上的承认，广彩瓷像换新装一样，在画面上除参考传统绘画外，仿造西洋画法或按来样加工已逐渐成为广彩特有的制作风格，多姿多彩，但特征固定，采用西洋红、鹤春色、茄色、粉绿等，而这件大碗的颜色多达十几种，明显就不可能是乾隆、嘉庆时期。
剩下就只有成熟阶段，也就是清道光至光绪时期了，只有那时候广彩达到了成熟阶段，它既吸收了传统工艺，亦吸收欧美的艺术精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颜料从初期的几种增加到十几种，花式设计从零碎、分散、独立的纹样组合，逐渐完整起来，如“织金人物羽毛”、“散花花雀”等构图，形成这种绚彩华丽、金碧辉煌、构图丰满、繁而不乱的特点。
至于清道光至光绪期间共四位皇帝，即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这一时期的广彩制作最为精美，用彩最为丰富、明艳而不俗，产品种类也比较繁多，以“式多奇巧，岁无定样”来形容最为贴切不过了，而且这一时期也是广彩瓷器出口量最大的时期。
上面绘画的是十三行的图案，基本可以将年代断定为道光时期。
因为道光二十二年，也就是1842年，所签订的规定清朝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并规定“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口贸易者，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由此废止了“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特权，“十三行”也从此日趋没落。
因此，陈松推断这件描绘“十三行”纹饰的广彩大碗，理应出现在“十三行”最为兴盛的时期，也就是道光中早期所制。
何况大碗以浓烈的大红、大绿、大金为装饰，蓝彩是粉蓝的颜色，掺入了较多的玻璃白，与前期所用的水青有所不同，也不像后期大量使用金彩，上面并无程式化的风貌，说明还是属于广彩能定做时期，而不是已完全进入程式化生产广彩瓷器的同治、光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