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尔任斯基的率先表态，让斯维尔德洛夫和巴拉诺夫只能跟着选择了支持吴川的意见。和捷尔任斯基试图让党和军队纯洁化不同，斯维尔德洛夫还是有些担心政治委员和军中各级党支部的建立，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
毕竟在当前的局势下，掌握了军队实际指挥权力的其实是布尔什维克。虽然在军队上面还有一个军事顾问团和军事委员会，但是担任革命军中级军官的俄国人，则大多是布尔什维克成员。吴川提出的这个建议，虽然加强了党对于军队的指挥，但实际上也等于是消除了布尔什维克对于军队的控制权。
也许在捷尔任斯基看来，共和党同布尔什维克现在并没有区别，吴川的建议只不过是让布尔什维克必须通过党组织去指挥军队，这显然就更有组织性了。
但是对于心思敏锐的斯维尔德洛夫来说，却不会这样简单的看问题。虽然共和党是布尔什维克帮助建立起来的中国革命党，这个党也制定了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纲领和路线，但是中国共和党毕竟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这种暂时的合作关系随着革命的发展终究会出现裂痕的。
到了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是否还能通过共和党的党组织去控制军队的指挥权呢？这个问题让他心里很纠结，于是便落在了捷尔任斯基之后才表态支持。
吴川扫视了三人的脸上神情一眼，便接着往下说道：“对于军队的工作我说完了，接下来我想说一下关于党内的思想建设问题。
虽然我们之前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党的思想指导理论。但是根据今天我同这些士兵们的接触，我觉得我们党的思想理论显得过于深奥了，对于那些文盲或半文盲的农民来说，他们连一台制造制衣针的机器都没有看到过，这让他们怎么去理解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理论？
我觉得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建立在马恩思想基础上更贴近人民生活的革命理论，比如以列宁同志的革命理论作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指导。我提议党成立一个翻译局，把请列宁同志把过去发表的文章集结成册，然后翻译成中文，下发给党内同志学习，以提高他们对革命的认识，然后再传播给中国的工人和农民…”
斯维尔德洛夫下意识的瞧了瞧身边的两位布尔什维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列宁派，但捷尔任斯基和巴拉诺夫可未必是。
自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分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来，列宁就开始日益确立其在布尔什维克中的领袖地位，但是社会民主工党的思想理论家却并不止列宁一个，不管是在他之前的社会民主工党领袖普列汉诺夫，还是此时游离于两派之间的托洛茨基，在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声望并不弱于列宁。
吴川提出以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这实质上就是承认了列宁为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唯一领袖，并接受了列宁继承并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这件事在中国同志看来也许并没有什么，但是一旦传到了俄国，无疑是要掀起轩然大波的。
而且不仅仅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就是对于现在的第二国际来说，都将会是一场震动。成立于1889年7月14日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虽然有22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加入，但是真正在第二国际中说了算的，还是德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此时还只能在第二国际里给他们摇旗呐喊而已。
突然之间，一个还没有加入第二国际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直接把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竖立为了马、恩之后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导师，这让第二国际的无产阶级领袖们怎么想？
只是斯维尔德洛夫终究还是没有把自己的顾虑说出来，他觉得由自己出面反对这个提议并不合适，还是让捷尔任斯基和巴拉诺夫提出反对意见，他再补充说明较好。
但是斯维尔德洛夫显然对身边这两位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敏感性估计的过高了，巴拉诺夫虽然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列宁派，但是他对于列宁思想的认同要远高于党内其他理论家的文章，毕竟他是一个出身于工人阶层的职业革命家，而不是一个知识精英出身的职业革命家。
因此他对于吴川的主张保持了沉默，并没有打算就这件事发表什么反对意见。倒是捷尔任斯基显然也意识到了吴川这个决定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共和党，同样会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造成巨大的反响，因此在思考再三之后，还是向吴川询问道：“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要选择列宁同志的理论作为中国革命实践的唯一指导？社会民主工党内部还是有着不少理论家的，他们写的文章在某些方面并不差列宁同志多少，为什么不能一并进行翻译给中国同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