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吴川想要对斯维尔德洛夫说点什么的时候，他现在的秘书兼安全助理张云荣突然打开了办公室走了进来，向他报告道：“日本驻哈尔滨的川上领事过来了，他要求今次一定要和你见面，否则他将会判断革命委员会对于日本帝国持有敌意。”
吴川还在沉默之中时，斯维尔德洛夫已经出声向他劝说道：“我看这次是非和这位日本领事见面不可了，之前我们还有借口推托不见，不过长春事件爆发之后再不见他，这就确实表示我们是别有用心了。
而且，就算我们和俄、德、美三国驻哈尔滨领事达成了一定的默契，可英、法两国驻哈尔滨领事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态度也越来越不耐烦了，他们和日本领事一样，也是想要从革命委员会这里获得对于不平等条约的认可承诺。
在我们攻下了长春的今日，具备了席卷东北三省的力量之后，他们显然已经急躁了起来，试图在革命力量彻底打破当前局面之前，先获得我们一个承诺，以作为他们在今后选择中国新政权的一个参考。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我们需要稳住这些帝国主义的外交官，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赢得一些时间。”
虽然知道斯维尔德洛夫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吴川还是沉默了许久方才出声说道：“就算你说的对，但我现在还是有些心神不宁，现在恐怕不是接待日本领事的好时机，我怕自己会在交谈中给一些出不应该给的承诺。”
斯维尔德洛夫想了想回道：“那就在会面时不要谈论任何实际问题，但你要有所态度。我们不能让日本人现在就盯上革命委员会，起码在开战之前不能让日本人觉得我们真想要向其动武。”
吴川一边吩咐张云荣把日本领事请去一楼的会客厅，一边向着斯维尔德洛夫说道：“看来我们确实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外交委员会来负责外交方面的工作了，不过你不打算去一楼的隔壁房间听听这个日本领事会说些什么吗？”
斯维尔德洛夫摇着头摊手说道：“这种场合并不适合我出现，而且我想这次会面不会有什么结果，因此也就无所谓旁听不旁听了。”
走到房门前的吴川向着他默默的点了点头，便拉着门把手走出了房间。被张云荣引入会客厅，在沙发上坐下的川上俊彦，其实心里并没有表面看上去这么镇静。
这位50岁的日本外交官，正好出生于动荡的倒幕时代，青少年时还遇到了日本国内最后一场内战-西南战争，之后三十年所经历的却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势一日千里的所谓坂上之云的时代。
川上俊彦这一代人虽然没有维新志士们那种不惜一切都要获得成功的欲望，却因为经历了日本从沦为列强殖民地的边缘一步步挣脱出来的艰辛历程，因此在行事上相对要务实和慎重。毕竟在他们眼中日本已经不再是一无所有，可以光着脚随意下场的年代了。
在川上俊彦看来，长春事件完全是一场不可理喻的突发事件。陆军只需及时向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发出警告，帮助他们进入到满铁附属地就可以了，而不是动用武力去阻止革命军去进攻长春城。这种无脑的举动，使得日本在外交方面陷入了被动。
日本之所以能够确保自己在南满的利益，并不在于陆军在中东铁路沿线的驻军，而是在于《朴次茅斯和约》和《日俄秘密协议》。这两份协议，一份授予了日本在南满特殊利益的合法性，而另一份则杜绝了日俄以外其他列强对于中国满洲势力入侵的可能。
眼下因为明石元二郎事件，导致了日俄关系的破裂。在没有修复好日俄关系的状况下陆军的擅自行动，很有可能促使俄国进一步利用革命军在南满挑战日本的利益。川上俊彦并不认为革命军能够在陆军那里讨的什么便宜，但他很担心这是俄国意图挑起日俄战争的前兆。毕竟俄国国内叫嚣着向日本报仇的声音，可从来没有平息过。
川上俊彦觉得，日俄两国现在瓜分满洲的现状其实是最为符合两国利益的，任何试图单方面改变这一状态的行为，最终都会让日俄两国受损，而让第三方得利。
川上俊彦的想法和新上任的西园寺内阁的外交政策其实是一致的，因大逆事件和议会不信任案而接替桂太郎组阁的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此时更为关注的是国内的严峻财务状况，而不是对外扩张。西园寺组阁后就忙着和阁臣商议如何采取紧缩财政，合理整顿行政和财政，以防止日本债务的继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