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调停会议开得并不愉快，仅仅召开了一个半小时就宣告中止了。吴川出乎意料的强硬姿态打破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预估，让这两国领事意识到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压制中国人和日本人，那么就别指望交战的双方承认领事团的调停权。
不管吴理斯和彼列斯克两位领事对于革命委员会多么不以为然，满洲毕竟不是长江流域，英、法两国在这里并没有多少利益，革命委员会自然也就没什么能够威胁到两国利益的手段，两位领事自然不如他们在汉口的同僚那么的关注这场革命。
不过反过来也说明了，英、法两国在满洲并无多少力量可以动用，他们不能如他们在汉口的同僚那样，可以快速调用位于上海的舰队支援自己，从而在中国人面前展示英、法两国的力量。
吴理斯和彼列斯克之所以能够领导本地的领事团，并不是因为英、法两国在本地拥有最强的力量，而是依赖于本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所致。
吴理斯和彼列斯克能够强行压制住日本人的不满，让他们接受在调停期间暂停日本对于领事团的权力和责任，那是因为日本已经是国际秩序中的一员，他们可以通过现有的国际秩序体系去压迫日本人，且日本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完全是依赖于英法两国的支持而存在的。
但是革命委员会则不同，因为革命委员会不肯无条件承认满清同各国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也不同意所谓的最惠国待遇，要求同各国政府单独协调外交事务，因此直到现在领事团也没有承认革命委员会的政治地位，依旧把它当作了满清治下的一个叛乱组织。
即便领事团向革命委员会提出了对他们和日本方冲突的调停建议，也依旧没有承认革命委员会对于满洲地区的统治权力，因此他们自然就不能从现有的国际秩序下对革命委员会进行压迫。
于是领事团对于革命委员会能够使用的手段其实并不多，要么在列强一致的原则下对革命委员会进行集体施压；要么英、法两国向革命委员会展现自身的武力迫使其屈服；要么就只能利用中国人对于洋人的畏惧心理进行政治恐吓了。
在1900年之后，第二项手段已经越来越少的被列强用到了，甚至于连第一项手段也很少使用，仅仅使用几句空言恐吓，中国的地方官员乃至朝廷大臣都会选择息事宁人，全盘接受各国外交官提出的公开或秘密要求。
比如俄国外交官和远东军政长官推动的中俄勘界要求和推动外蒙古独立行动，实际上都并非出自彼得堡的意思，而是这些俄国外交官和远东军政长官为了个人的政绩自行推动的外交事件。
正因为这些事件并非为彼得堡所主持，所以中俄勘界要求其实同俄国想要吞并北满的外交方针是相违背的，而推动外蒙古独立的时间则选择了一个并不适合的时间点。对于当前的俄国来说，最为重要的并不是对外扩张，而是应当寻求一个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从而完成内部新政的推行。
斯托雷平生前担任主席大臣时是很清楚这一点的，因此他虽然在表面上支持大斯拉夫主义，却又在背后不断牵制那些想要在巴尔干地区开战的将军们，甚至不惜和海军中的太平洋派系相勾结，以分散军中的势力勾结，以确保俄国军方无法形成一个声音。
这也是为什么斯托雷平会支持吴川的计划，却又使用手段死死的压制住吴川，不令整个计划真正实施下去。因为斯托雷平根本就没有想过，在他的新政没有全面完成前挑起一场对外战争，不管是欧洲方向还是太平洋方向。
只是斯托雷平也没有料到自己会遇刺身亡，导致彼得堡的政治中枢出现了混乱，才让吴川找到机会把计划推动了下去，最终出现了当下的远东格局。
但是，革命委员会显然不是之前软弱的满清官吏，吴川在调停会议前强硬的表态打碎了英、法两国领事想要使用政治讹诈手段谋求额外利益的美梦。而德、俄、美三国领事的态度又打破了想要达成列强一致的基础，于是英、法两国领事顿时发觉自己手中可用的手段变得所剩无几了。
政治讹诈无用，又没有力量可以施压，英、法两国领事自然不会为日本人火中取栗，去同革命委员会完全撕破脸。不过因为吴川的强硬出乎意外，使得英、法两国领事原先同日本领事商议的调停方案已经完全不适用，因此想要将调停会议继续下去就不得不重新对调停方案进行调整，于是这第一场会议就不得不匆匆结束了。
这场会议一共也就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调停期间日本人暂停在领事团内的权力和义务；二是由领事团、革命委员会和日本方派出人员组成小组，前往观察公主岭和四平两处战场，并顺便检查南满铁路的爆破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