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得先禁止黄金、白银在市场上的交易，废两改元，以法令的形式把货币定义下来。确保在革命委员会的治下，一切贸易及税收都必须使用革命委员会的法定货币…”
吴川所说的取缔私钱、统一货币和改铸铜元都是财政委员会已经在实施的政策，今日不过是把此前的这些政策汇总，并多加了一个废两改元，因此各位党的执行委员只是稍稍讨论了下吴川对金、银本位货币的阐述，就同意了这个当前财政政策的推动实施。
不过很快就有人向吴川追问起了，如何从长远角度上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吴川于是便接着说道：“一国之财政，说到底就是一国生产力积累下来的开销。
就好比一家人忙碌了一年，扣除了生产成本和伙食费用之后剩下的节余，这点节余或是用来给家人买点衣服，或是用来改善伙食，或是用来修建房屋，又或是多买一块田地扩大生产。
所以财政基本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支出，给养政府及军队，投入民生建设，投入教育，投入生产建设。这四个部分的财政比例支出，今日暂且不讨论。我们今日要说的是，一个健康的财政，就必须得要支付起这四个部分的支出。
但是从我国的历史来看，如果光靠农业税收的话，恐怕我们连第一部分都解决不了。比如以关内的土地产出，大概100个农民才能供养两个脱产人口。东三省的农业状况好上一些，也不过是每100个农民才能供养4个脱产人口。
所以今日的满清，关税收入已经成为了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这还是在帝国主义强制中国降低关税下取得的成果。当然这种关税收入，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大肆剥削压迫的基础上的，在关税不断增长的背后，则是我国农村的不断破产，而这也是人民起来革命的根本原因。
所以，且不说我们现在还拿不到这些关税，就是今后革命委员会掌握了国家政权，也不能够依靠这种建立在对内压迫基础上的关税来维持财政，这只能让我们变成第二个满清，从而为人民所打倒。
而想要脱离帝国主义利用关税控制革命委员会的财政，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发展生产力上来获取财政来源。在欧洲，一个农民的产出抵得上4-5个中国农民；在美国，1个农民生产的粮食抵得上我国10个农民的产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欧洲农民采用了更多的工业成果，比如先进的农具、化肥和农药，而美国人除了利用这些工业革命的成果之外，他们还拥有着更大规模的个人农场。
所以我们想要提高财政收入，就得先让农业实现现代化，而农业想要实现现代化，又离不开一个强大工业体系的支持。而工人在工厂中所创造的财富，又远远高于农民。因此，只有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才能够解决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
那么，如何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在各位面前已经有了一份较为详尽的工业发展计划了，这一点我就不再多加强调了。我接下来想要说的是，在发展工业化道路上，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和为发展工农业应当采取何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
由财政问题转到农业问题，由农业问题再转到工业问题，接着由从这三种问题延伸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讨论上，可以说吴川为了今晚这场会议已经是殚精竭虑了。
在这样一步步的深入讨论中，他事实上已经推翻了党内左翼所主张的，立即实施生产资料公有制，特别是土地公有制的主张。
吴川在讨论中承认，在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上，大农业是必须得，没有一个土地集中的大农业，就无法为工业化提供一个广阔的市场。大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化肥、农药，只有个人农场才消费的起。而也只有个人农场才能提供更多的商品粮给城市，从而向城市购买更多的消费品。
也只有当一个有活力的农业和工业匹配起来，工农业才能形成一种良性的经济循环，从而实现共同增长。吴川说道：“…根据我们对国内外农业的调查，一个全劳动力依靠牲畜和人力经营的田地面积，40亩是一个最为合理的数字；如果采用半机械化经营模式，那么一个全劳动力大约负责400亩土地是适宜的；如果采用全机械化的经营模式，适合于小麦和大豆的种植，一个全劳动力可以照顾2000亩土地。
所以，如果我们追求绝对公平的话，就应当在土地公有制的模式下给每人分上40亩土地，这样农民是会满意的，但是我们的工业将几乎没有发展的可能。而以我国适合耕地的土地面积计算，能够满足这一分配方式的，只有边疆省份，人口密集的关内各省和山地占据多数的南方各省是满足不了这一土地分配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