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瑾文心中不由有些鄙夷起这些代表起来了，在没有南下之前他原本以为南边的革命同志会比关外的革命者更为优秀、更有理想和更富有正义性，毕竟中国革命之发源正是来自于南方，没有这些南方革命同志一次又一次奋不顾身的起义，就绝无可能出现本次革命一呼百应的局面。
虽然以前的历次革命都被清廷镇压了下去，但是革命理念已经随着这些革命散布到了全国各地，让人民开始觉醒，看清了清廷的腐败和无能。而这些前赴后继牺牲的革命同志，也让人民意识到并不是没有人在反抗清廷的统治。
第一个起来反抗如清廷这样庞大而残暴的国家机器的人，是需要勇气和坚定信仰的，毕竟他们并不知道人民是否会回应他们。但是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起义，革命者流下的鲜血终于唤醒了人民的反抗意识，也让民众看清了清廷的虚弱。
所以本次革命虽然并不是同盟会组织领导的，但各省军政府还是认同了同盟会的领导权力，他们并不是真正愿意服从同盟会的领导，而是因为此前不断的起义过程中，同盟会就是革命者这个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故各省军政府即便并非同盟会会员掌握权力，也只能表示服从同盟会为革命之领导者，否则他们就要失去民众对他们的拥护。
即便是革命委员会，在起义之处也是借助了同盟会的影响，才迅速让关外民众迅速倒向了革命。只不过革命委员会很快就用新的政策方针取代了同盟会的革命主张，从而把同盟会和革命做了切割，让民众认识到同盟会也不过是革命者中的一份子，从而削弱了同盟会对于革命群众的影响力。
不过如耿瑾文这些原关外同盟会成员，虽然认同了吴川组建的共和党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力，但也只是承认共和党在关外三省的革命领导权，对于全国革命的领导权力，他们始终认为还是需要同盟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的。
而且即便是拱手让出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并被共和党吸收了大半人员，关外的同盟会会员们还是认为共和党是难以同南方同盟会中的精英们相比较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形象，在关外同盟会会员中可是神仙一样的人物。
只是当耿瑾文带着朝圣的心情抵达南方之后，这些革命领袖的形象顿时就崩溃了，鉴于关外的闭塞和某些同盟会高层人士的隐瞒，同盟会内部的纷争几乎就没有传到关外去。但是到了南方之后，同盟会内部的纷争就自然的传入到了耿瑾文耳中。
什么孙文挪用华侨捐款，孙文和日本政府勾结试图用满洲换取援助，章太炎向清廷索要贿赂出家等等丑闻，一下就把耿瑾文心中这些革命伟人的形象给打破了。一开始他和其他关外代表并不相信这些传闻，直到在其他同盟会会员和同盟会自己的机关报上证实了这些丑闻后，耿瑾文这才痛苦的接受了传闻大多为事实的现实。
如果不是还有一个革命委员会作为依靠，耿瑾文等人差点就失去了对于革命的信心，认为革命不过是一场骗人的把戏了。因为这些他们心目中的革命伟人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于满清官吏的地方，如果推翻了清廷只是为了建立一个汉人政府来卖国，那么这场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同盟会高层形象的幻灭，使得耿瑾文彻底转向了共和党的主张，所以他才会在会议上严厉的指出，如果不能为临时政府制定一个规则，限制临时政府的行为，那么就有可能导致革命的失败。这个时候的他，已经不相信只要推举出一个革命领袖，就能完成这场伟大的革命了。
而这些一开始并不同意他主张的代表，却在陈其美杀害了一名革命同志后，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同样缺乏保障，从而迅速转向支持他的行为，更是让耿瑾文心灰意冷。
他南下之前所希望的和南方革命同志共商大计的设想，算是在这场会议中彻底破灭了。也许坐在这间会议室内的确实是各省推举出来的革命代表，但是他们中却未必有几个是真正的革命者，根本没办法和革命委员会中那些不懂多少革命理论的委员们相比。至少在吴川的推动下，革命委员会还是有着一个明确的前进方向的，而这些代表们想的却只有本身和本人的利益，对于革命的前途并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思考。
耿瑾文身上的革命激情慢慢褪去，开始思考该如何利用当前的时局为革命委员会争取更多的时间了。在看过了这些代表们的表演后，他对于和各省军政府联合建立一个革命政权的想法已经不复存在，因为除了革命委员会之外，几乎没人在思考革命之后的未来。
再度轮到耿瑾文发言时，沉思许久的他起身清了清嗓子，然后以一种悲愤的语调向众人说道：“刚刚我从王正廷代表这里听到了一个悲痛的消息，参谋长陶骏保在上海为混入上海都督府的满清余孽所刺杀。”
坐在耿瑾文身边的王正廷一时愕然，但是面对各位代表望向自己的目光，他立刻表现出沉痛的表情起身回道：“确实如此，陶次长已经在上海遇害。此诚可痛之事，于我革命事业是一大损失。不过，究竟是否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