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过去的话，这不过是个小问题，毕竟支那人数再多也是难以同有组织的国家力量对抗的。但是随着支那革命委员会对南满各地势力的收编，这就不再是区区几处村庄和一些支那百姓和日军的对抗了。这同样也是在一个政权组织下的，国家与国家力量的对抗。
上原勇作手中虽然还有近4个师团，超过六万人的力量。但是把这样的力量分散在大连和奉天之间的广大区域，就好像是在一碗拉面上面撒了几粒葱花，看起来很像样子，但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学习过法军建制的上原勇作并非没有听说过，“两个马穆鲁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穆鲁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打胜三百个马穆鲁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穆鲁克兵。”
然而拿破仑皇帝的这句名言被支那军逆用了，游离于铁路线两侧的支那民兵绝不和小队以上的日军发生正面冲突，而在小队以下规模的战斗中，这些支那民兵就会以人数优势加上手榴弹等爆炸物完全压制住日军小队作战。
上原勇作认为，自己掌握着的六万大军真的展开和支那军进行野战，也能轻易击败2倍以上的支那军。但是当他不断的把兵力分散开去之后，这只军队不过只能当成几万治安警察来使用了。大连到奉天铁路两侧起码居住着数百万支那民众，这几万武装警察固然可以保证地方上的治安，但是接下来该让谁来抵挡支那的正规军呢？
虽然英国人在布尔战争中展现了一种有效的对付这种游击战的方式，但是上原勇作却知道这一策略无法在南满实施。即便不考虑支那人的数量，光是考虑哪些被俘的日本军人和一直关注日军行动的外国记者，上原勇作也不敢像英国人那样把铁路线两侧化为焦土，将沿线的支那百姓都集中关押起来。
这不仅会败坏日本的声誉，更重要的是将会使得日本公债在国际金融市场遭到抵制，就像日俄战争中俄国公债被国际市场抵制一样。依赖于借债维持国家运行的日本，是没办法冒这样的风险的。
不过目前令上原勇作感到最为头疼的，还不是这些问题，而是新近冒出来的一件士兵袭击军曹的案件。这件案子当然不是在派遣军中发生的，而是在支那军俘虏的日军中发生的。
按照支那及外国报纸所刊登的消息，在支那军长春的俘虏营中，一名军曹因为管教了不听话的部下，结果在晚间受到了这名部下的袭击身负重伤。这一事件激怒了日军的军官们，他们一致要求管理俘虏营的支那军人处死这名袭击上级的士兵。但是俘虏营中一向严守军中等级的日军士兵们，这次却站在了袭击上级的士兵一边，反对处死这名同伴。
而这一争论随着报纸传播到派遣军中之后，很快又引起了派遣军中军官和士兵们的对立。因为支那报纸上将整个案件详细的刊登了出来，所谓军曹管教不听话的部下，是因为革命委员会给俘虏营安装了一个名叫广播的新玩意，广播内会播放一些日语歌曲和阅读一些文章，以安慰日军俘虏的思乡情绪。
这原本是革命委员会的善意，但是革命委员会这些天把对一些被解救出来的日本妓女采访录进行了广播，以揭发日本财阀和军阀之罪恶。广播告诉日本士兵，他们的敌人并不是中国人民而是国内那些欺压日本人民的财阀和军阀。
这样的广播自然引起了俘虏营内日本军官们的不满，他们一边向管理俘虏营的支那军方进行抗议，要求停止广播，一边则命令俘虏营中任何人不得在广播期间倾听。这位被军曹殴打的不听话士兵，其实就是因为在广播期间发呆，没有按照军曹的要求按住自己的耳朵。
而这位士兵之所以发呆，是因为他觉得广播中某位妓女的采访录很像自己姐姐的经历。本就被广播引发了感伤情绪的他，再一次被军曹毒打后终于萌发了反抗的意念，这才会隐藏了工具于晚上袭击了这名从军以来老是殴打他的军曹。
对于日军的军官们来说，军中等级就是一切，就算军曹的行为有些粗暴，那也不是士兵以下犯上的理由。若是过去，自然没人敢站出来反对这个主张。但是现在么，因为支那及外国报纸对于这名士兵的同情，派遣军内部突然就冒出了不同的声音。
甚至有人开始声称，幸德秋水的一些主张也不全是大逆不道，国民背负着高昂的税金，又把子弟投入到战场，好不容易才打赢了日清、日俄两场大战。但是除了让国家背负了巨额债务，农民连米饭都吃不上外，国民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倒是财阀们一个个修起了西洋大宅，穿上了昂贵的洋服。他们究竟是在为日本和天皇而战，还是在为财阀和将军们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