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明白，这个时候您跑来告诉我，刺杀者和同盟会中部总会无关，这到底有什么意义？革命委员会和同盟会中部总会之间的信任已经宣告破裂，这并不是因为我在南京受到了一场刺杀，而是在于你们在之后干了些什么。
渔父先生，在我看来这场革命已经结束了，因为你们已经亲手摧毁了这个革命联盟，以同盟会的力量是不足以和北洋集团-各省立宪士绅同盟相抗衡的。和这件大事相比，我受到刺杀一事又算得了什么呢？”
宋教仁心情复杂，完全不知该如何回应对方，过了好久才期期艾艾的说道：“事情未必会变得如此糟糕，至少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临时政府，也让清帝宣布退位了。
从谨文兄你身上，我能够感受到革命委员会对于革命的追求。如果我们能够把刺杀案解释清楚，难道你就不能说服吴川和革命委员会看在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份上继续支持孙先生吗？
我想你应该清楚，和袁世凯相比，孙先生才是真正能够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共和的人。若是让袁世凯接任了临时大总统，这个国家也许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耿谨文转头望向了窗外，2月的南京已经看不到什么积雪了，只是路边的垂柳还是光秃秃的，春天还是没有到来啊。他心中胡思乱想着，口中却开始敷衍道：“我现在远在千里之外，说句话都上气不接下气，哪里还能去说服其他人。孙先生受万人敬仰，又有克强先生和您辅佐在侧，实在是轮不到我这个小人物多嘴…”
随着汽笛声响起，宋教仁不得不下了列车，他终究还是没能说服耿谨文帮助缓和同盟会和革命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望着车窗边的耿谨文和自己挥手道别，然后缓缓远去，宋教仁心中不由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虽然他和耿谨文共事不久，但他却觉得和对方在公务上的默契还要高于自己身边的那些同盟会骨干们。
耿谨文从南京的离开，也就意味着革命委员会正式从南方临时政府的撤出，这正是宋教仁所不乐意看到的。和对一切都抱有乐观态度的孙中山，对革命委员会不以为然的黄兴，对革命委员会莫名痛恨的陈其美等人相比，宋教仁却是认为革命委员会在临时政府内的存在，正是临时政府存在的基石。
没有了革命委员会在临时政府内部的掣肘，固然从此可以让同盟会乾纲独断了，但是临时政府发出的命令还有效果吗？作为北方牵制住北洋集团的主力，各省革命党人都很明白这样一件事，只要革命委员会出关南下，则北洋必败无疑。可如果革命委员会和北洋联手了，那么大家加在一起也是没戏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革命委员会改组联省代表会议为联省人民代表会议，并下令各省对反革命分子肃反时，各省军政府也只能捏着鼻子接受。因为此时大家都已经承认，临时政府从大义到实力都已经压住了各省，哪怕有一两个省想要跳反，也要在周边各省的围攻下灭亡的。
但是随着革命委员会的撤退，原本四大革命派系的联盟就宣告解散了，光凭一个同盟会连北洋都未必单挑的过，大家为什么还要听从临时政府的命令？现在应该是临时政府给各省军政府好处，才能避免自己单独和北洋对阵才是。
只是宋教仁忧心忡忡的看法，并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支持。如汪精卫则干脆是主张让位以求南北和平的，他连临时政府都打算送给北洋了，那里还顾得上革命委员会退出不退出的事。所以他只能以私人身份前来送行，希望至少能够缓和一下两家的关系，只是现在看来他的努力并没有获得耿谨文的回应。
就在宋教仁在站台上呆呆的站立时，靠着窗户望着他的耿谨文终于收回了目光，轻轻的叹了口气。他其实已经给过宋教仁机会了，只是对方只谈刺杀案，却回避了关于同盟会在临时政府中排挤革命委员会的行动，这就让他无法和对方交流下去了。
政治团体和政治团体的交流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利益的补偿或交换。不谈利益的分配，却指望靠着个人的交际能力来缓和两个团体之间的矛盾，这不是把他当成了傻子了么。
更何况，革命委员会内部本就有不赞成支持同盟会领导革命的声音。在革命委员会的大多数人看来，同盟会虽然名望甚高，但是并没有对这场革命做出了不得的贡献，跑去湖北抢了军权却被北洋打的跑回上海去了，已经够让人不齿了。
之后还对革命同志背后下黑手，把打下了南京的功臣陶骏保给杀害了，手中又没多少实力。不管怎么看，这同盟会都不像是能打天下和治理天下的主。和同盟会一比，先后击败北洋和日军的革命委员会，怎么看都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团体，凭什么我们不能领导中国革命？
耿谨文可以不追究刺杀自己的主谋，但是不能不为革命委员会的利益考虑。如果在同盟会损害着革命委员会的利益下，他还要主张双方继续合作的，那么他估计自己接下去就该被召回靠边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