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打算对党内的分工重新进行调整，首先就是财政上的事务，我希望云桐同志你能够继续接手，至于你所负责的宣传工作，我认为不如交给徐景魁同志负责，你个人有没有问题？”
对于宋云桐来说，这个选择并不坏，事实上对于党的宣传工作他始终抓不到吴川的重心，比如在批判孔教思想的问题上，他一度和自己的副手徐景魁发生了冲突，认为孔子思想并非一无是处，还是存在一些导人向善的道理的。
但是徐景魁则认为，孔教在中国流传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如果不直接一棍子打死，那些顽固派很快就会借助民众的疑惑心理为孔教、为旧剥削阶级翻案。而且今日的中国，人民的智识尚未开启，他们对于孔孟礼教的崇拜又是根深蒂固，如果共和党不旗帜鲜明的把孔教当成敌对目标打击，只会造成人民思想上的混乱，一旦人民失去了对于共和党权威的畏惧，那么各地士绅地主必然会借助孔教思想对共和党的人民专政发起反击，那么人民就要流更多的血泪。
关内孔教运动的兴起，公然要求北京国会把孔教定为国教的行动，证明了徐景魁的主张是正确的。宋云桐也清楚，他在宣传工作中栽了一个大跟头，如果继续主持宣传工作，其他同志恐怕一看到孔教的新闻，就会想起他的错误论断来了。
因此他只是稍稍沉默了数秒，就点头向吴川表示自己愿意服从工作调整。吴川于是接着又说道：“就目前的工作数量来看，在中央委员会之下，我们也应当成立几个地区委员会来减少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量和地方上的反应速度。
比如建立南方局负责长江以南及南洋地区的工作，建立华北局负责山东、河北等地工作，建立东北局负责辽宁地区的工作，建立中央局主持吉林、黑龙江、外蒙古等事务。中央委员会应该承担起全局的工作和更加重要的国防事业和对外关系的梳理上来。”
宋云桐和朱和中对此都表示了支持，他们同样觉得自从革命委员会的控制区域扩大之后，地方上的繁琐事务现在反而成为了中央委员会最为头疼的事务。这些事务就紧迫性和社会效益而言并不能同其他事务相比，但却又关系着中央和地方，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不理会是不行的，但是理会了就无法再去办理更为紧迫和重要的事务。
在这方面，中俄党员显示出了迥然相反的态度，中国党员不太喜欢深入群众的宣传，他们更喜欢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而俄国党员，除了斯维尔德洛夫少数几人外，大多数人更喜欢直接面对工人、士兵的宣传工作。
在吴川看来，俄国党员的这种喜好，这也许是宣传工作更能获得群众直接的反应，更让人获得成就感。但是对于中国党员来说，他们虽然渐渐开始接受劳动人民才应该是共和国的主宰，但是在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中，中国党员认为劳动人民应当按照自己规划的革命道路前进，而不是由人民来推动革命的前进。
将中央委员会从繁重的底层事务性工作解脱出来，吴川的主张自然不会遭到中国党员的反对。虽然吴川也知道，这将会使党的上层渐渐远离群众，但是在当前却是提高行政效率最好的办法。不管他认不认可，共和党现在都是一个地区的执政党，党需要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
宋云桐随即也向吴川问道：“之前您在会议上并没有提到今后如何同北京政府相处，所以我还是想要请教主席。眼下江西李烈钧、江苏黄兴出走，浙江、云南宣布中立，黎元洪宣布服从北京政府，北洋统一南北的势态已成。等到袁世凯正式当选为正式大总统，恐怕袁氏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了。我们接下来应当如何应对？”
吴川不假思索的回道：“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最后只得出了一个结论。袁氏虽然用武力加政治手段统合了南北各省，但北洋依然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
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至今为止袁氏也没有提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建国纲领来。虽然国民党做事乱七八糟，但至少还有个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主张，颇能迷惑不少人。
但是袁世凯到目前为止，解决政敌的方式只有三种，暗杀、金钱收买和武力驱逐，完全没有向国人说明自己的政治理念是什么。这种政治斗争的方式，即便是放在封建王朝中也是比较低级的，朱元璋至少还能打出一个驱逐胡虏的民族主义旗帜呢。
今日国民党之所以会失败，并不是失败于自己的纲领不够吸引人，而是他们自己选错了盟友。当他们出卖了各省的革命党人，向立宪派和北洋军政集团抛出媚眼时，他们就已经注定会失败了。
所以我们对付北京政府其实没必要大动干戈，只要做好四个字即可，文攻武卫。袁世凯能用金钱收买有些人，但收买不了所有人；他能够用暗杀震慑一些人，但震慑不了觉醒的民众。至于他所依仗的北洋武力，没有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是混乱和虚弱的，我相信革命军并不会惧怕这样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