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袁世凯忙于处理国民党、国会时，吴川也正努力应对着10月召开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如果说1912年共和党最大的目标是为了结束战争，那么从1912年秋到1913年夏天，共和党也只抓了两个重点，处理战后的一系列问题、恢复农业生产和为大规模工业建设打下基础。
而在这期间前往美国处理革命委员会同美国政府外交关系及建立中美贸易及投资规划的吴川，在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归国之后，就开始调整党和革命委员会的政治路线，预备建立起一个阶级属性更为明确，施政纲领更为清晰的阶级政权。
在这个时代待的越久，对于中国的社会背景越是了解，吴川就觉得辛亥革命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革命，它和法国大革命或其他革命运动都不同，这并不是一群坚定的革命者带领着具有一定觉悟的革命群众发起的革命运动。
对于这场革命了解的越多，你就会发觉与其说这是一场革命，倒不如说是在满清体制下看不到出路的各方势力协同一致推翻了这个毫无希望的王朝。而在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各方势力很快就因为失去了共同的目标，从而互相争斗了起来。
于是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在这一年多的争斗中很快就分成了两大主流，试图让中国社会退回到中世纪，以政教合一的思想抵抗外国列强入侵的守旧派；和出国留学归来，鼓吹共和思想和试图抛弃传统文化从思想到服饰全盘西化的激进派。
吴川发觉自己还是幸运的，如果不是在辛亥革命这个节点归来，他根本组建不了共和党这个偏向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党。就是因为辛亥革命之前国内对于外国政治思想的所知甚少，以为留洋归来的必然是共和派的支持者，所以辽东的同盟会才会这么轻易的接纳他。
而辛亥革命爆发的突然性，结果让各方都没有准备好拿出一个完整的建国纲领，黄兴根本没有思考过如何去建立一个共和国，归国后就迫不及待的跑去了武汉，试图拿回武汉革命的领导权力。至于孙中山当时还在美国休养，听到国内传回的革命消息时，知道回国也赶不上了，于是干脆去了英国想要获得英国人的支持。所以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同盟会内部自己都在为总统责任制和内阁责任制争吵不下。
正因为如此，吴川才能在东北打出人民专政的招牌建立革命委员会，而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挑战。而从革命一开始，吴川就坚决和旧士绅划清了界限，从而破坏了东北立宪党人想要首鼠两端的可能性。之后，吴川更是借助立宪派士绅和日本人私下勾结的行动，彻底在政治上打倒了东北的立宪党人，使他们不能单独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出现。
吴川的这一系列行动，基本是符合留学生居多的同盟会成员的认可的，自然也就得到了这些留学生们的最大支持。但是吴川也很清楚，留学生们支持他的这些行动，并不是支持他所主张的工农主义，而是因为留学生们更希望能够先打倒那些本土守旧势力的代表，因为只有先打倒了这些人，他们所主张的共和思想和全盘西化才能落地生根。
但是吴川同样没打算附和这些激进西化派的意图，因为他知道这条路已经被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只是在民国创建的初期，国内共和思想正处于一种甚嚣尘上的状态，就连袁世凯也不敢公然反对共和，反而屡屡对外宣称，他是尊重国会，拥戴共和的。
不过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共和主义者遭到了第一次重大的挫折，打着维护传统文化的各种守旧势力开始对共和思想、西化主张进行了全面的反击。在旧势力的反扑下，胆小者顿时噤若寒蝉，不敢再谈论共和两字；迷茫者不知该何去何从，往往就退回到了社会主流的立场上；只有那些理想者才会继续朝着共和的道路向前。
而对于吴川和共和党来说，二次革命的失败却正是重新塑造共和党理论的最佳时机，他们终于能够脱离共和主义的范畴，建立起工农政党的形象来了。共和党同国民党的形象，也就此有了一个明显的区分。
当然，要把这个理论传达给全党，并获得东北各方的认可，同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吴川能够说服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大部分的高层干部，但想要让整个党都接受他的新理论，他心里也是没有什么底气的。毕竟现在许多中层干部都是出自有产家庭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参加革命，但吴川也没有一定的把握，这些人能够从民族主义者顺利的转变为阶级主义者。
至于让东北各方势力正式接受共和党一党执政多党联盟的政治组织形式，同样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虽然在实践中共和党此时已经牢牢掌握住了革命委员会的执政权力，但是想要让各方民主人士接受认同这一组织方式的合法性，同样也是需要花上许多精力说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