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革命委员会派出了交涉小组到京参加谈判后，从日本国内匆匆赶来的全权代表林权助也是松了口气。9月24日井上宅密会之后，大隈内阁便开始全力缓和国内民众的反支情绪，对支那留日学生、商人进行了严密的保护，在报刊舆论上引导国民把愤怒指向了背叛了日本的朝鲜人身上，为日支和谈创造条件。
不过政府这种在短时间内对战争态度180度的转弯，同样是惹起了大多数国民的怀疑，原本只是在小范围流传的战败消息，现在倒是可以光明正大的在街头巷尾热议了。由政友会控制的报纸和一些独立的报纸舆论开始向政府要求公开正式的辟谣，以安定国民的情绪。
不管是山县派的官僚还是立宪同志会都没人愿意出来作这种政治自杀式的辟谣，这些对日支交战情报了解的最多的政治精英们都很清楚，陆军几乎已经打不动了。这个时候站出来对国民辟谣，事后不给国民清算是不可能的，这可不是什么贪污罪，回家吃几天老米饭又可以复出了。
而陆军之所以还不肯停下战争，不断的把军队送去朝鲜、山东，那是因为陆军上下都知道不能再打了，可高层却没有肯站出来负责的人。
对于一个官僚系统来说，大家都知道的事和自己应当要做的工作这是两回事。只要自己的上级一天不发话，哪怕就是他知道自己正在做着埋葬日本的蠢事，也不敢自动的停下来，否则他就先要成为组织中的异类了，这是日本人最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比让他们面对死亡还要恐惧。
在这种国民和政府之间互不信任的危急时刻，大隈重信召见了林权助，向他恳切的说道：“日本现在正面临着比日清、日俄战争时更大的危机之中，那个时候国民虽然对于战争还有所怀疑，但是日本的军人还是坚持胜利会属于自己。
但是今日，军队高层已经放弃了战胜支那军队的信心，只是一心想要保住军队的荣誉；国民对于政府充满了不信任，不管政府做什么都被视为是针对平民的阴谋；而经济界也认为此时和支那发动战争，这是让日本经济走向清水寺的开始。
所以日本必须结束这场和支那无谓的战争了，当然如何结束这场战争也有两个选择，一种是以双方能够接受的方式结束战争，这样日本和支那就能在停战后迅速恢复友好提携的关系，这对于日本和支那都是最好的选择。
第二种则是以日支关系完全破裂的方式结束战争，我们不仅将会失去在支那北方的商业利益，也将令日支陷入长期的对立之中。虽然我国占有海上的优势，但是支那革命委员会已经表现出了陆上的优势，也就是说我们和支那将会陷入一种长期的僵持局面。
日支这种长期对立的局面，对于正在开战的欧洲各方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但是对于我国来说却是一个灾难，除非我们完全放弃朝鲜半岛，否则支那人光是支持朝鲜人的反叛就能把日本的血流干。现在北京那位日置益公使完全不明白什么是外交，所以让日支关系恶化至此。我现在只能指望你去北京帮助我们挽回这个局面了…”
林权助是被日本政界称之为伊藤博文之下的“治韩三杰”，另外两杰是桂太郎和小村寿太郎，同时他也是日本外务省官僚中的核心人物。大隈重信在这个时候启用他，其实无疑已经否定了此前加藤高明上任以来所主张的独立的政党政治。
在加藤上任外相之后被边缘化的林权助，固然因此有扬眉吐气的畅快之意，但是一直关注着时局的他也清楚，这趟支那之行可不是什么轻松写意的观光之旅。
只是等林权助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他在东京以为的麻烦和在北京实际遇到的麻烦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在东京时他曾经以为，革命委员会之所以敢和日本发生冲突，肯定是避不开袁世凯在背后的支持的，他不能相信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地方势力敢在没有和中央政府做好协调前，擅自和日本这样一个东亚大国开战。
然而到了北京之后他才发现，曾经被日本人视为中国唯一强人的袁世凯，实际上已经完全蜕变了。现在的袁世凯就和昔日的李鸿章差不多，心里只想着两件事，如何保住手中的权力和考虑自己的身后名声。
日置益公使在北京的举措，在林权助看来倒是没有什么错误，对待这样的人物倒是好办的很，一边威胁要打击他手中的权力，一边则给与利益上的引诱，那么袁世凯政府也就不得不随着日本的外交翩翩起舞了。
只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革命委员会根本不理会北京的指示，甚至连表面上的敷衍都没有。而缺乏实力的北京政府，也只能对革命委员会来了个默不作声。在这种中央和地方对立的局势下，只要革命委员会在战场上遭遇一两场失败，就会陷入被内外夹击的困境。
可是让日本人预料不及的是，不管是在朝鲜战场还是在山东战场，革命委员会都没有败上一场，反倒是抢先挑出来的张勋部队，在革命委员会的一只偏师的反击下被打了个落花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