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栖霞将会成为一个属于牟氏的独立小王国，政府的法律在这片土地上也要经过牟氏点头才能通行下去；我们想要对地方上收税，也要经过牟氏的同意；该地的治安更是得依靠牟氏才能稳定下来。
当然有些人会认为，这就是乡里之贤，栖霞就是乱世中的桃花源，是圣人所追求的和谐社会。这样的和谐社会岂止在胶东存在，华夏大地上满目都是，但是这些各地的乡贤所营造的和谐社会，最终却让满清垮台了。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让一个牟氏家族兴旺发达起来，就得制造数百上千家普通农户的破产。为了让乡贤们能够舒服的过上自己的小日子，就得有数千上万群众饥寒交迫。而这些乡贤既不能为国家提供粮食，也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甚至连自己的财产他们都指望让穷人去纳税当兵保护。
这样的乡贤，这样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就是最大的毒瘤，我们不拔出它，我们就会成为第二个满清政府…”
在执行委员们的眼中，以上三个观点远远超过了吴川谈及的其他问题。而和入关、复员问题相比，土地问题又是最让人感到关注的。虽然吴川在提及土地问题时还是小心翼翼，生怕引起委员会内部的全面分裂，但事实上委员们其实更害怕吴川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
到了1914年11月，共和党的正式成员已经超过了43万人，预备党员的人数也有15.8万余人，此外还有62万的共青团员和98万余人的少先队员。可以说共和党组织所掌握的政治力量已经远远压倒了革命委员会内部的其他民主力量，虽说共和党在各委员会内的委员名额还在40-50%之间，但是各委员会的决定权都掌握在了共和党的手中。
过去那些试图站在中间地位上呐喊群众的民主派人士，到了1914年的对日战争结束后，也开始试图抛弃自己的中间人士身份，加入到共和党中去了。只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吴川反而要求这些民主人士在党外进行合作了。
除了一小部分比较天真或是确实坚持自己主张的民主人士，认为吴川的举动是一种宽宏大量外，大多数人则在私下里认为，吴川不让他们加入共和党却又在革命委员会保留他们的位置，实质上就是为了给共和党竖立一块民主共和的招牌。
当然这块招牌确实有些用处，自从对日战争结束之后，关内的各派势力不就纷纷向革命委员会伸出了橄榄枝，试图为自己预定一个民主人士的定位了么。但是对于那些有野心的政治人士来说，被排除在了共和党之外，也就意味着他们今后已经不可能再进入到革命委员会的核心决策圈子了，这对于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打击。
但是和这种被隔绝在政治决策圈子之外的打击相比，更多的民主人士更为担心的是被排斥出人民的行列。从1912年开始的政治宣传教育，虽然大多数人还不是很明白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共和党把社会分为党员、党外合作人士、支持党的人民、有待于提高政治觉悟的人民群众、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四类群体的划分还是看的明白的。
在这样的划分之下，革命委员会之外已经不存在什么为共和党承认的民主人士了，只有隐藏的较深的反动分子和毫不掩饰的反动分子。而在革命委员会内部，人民和人民群众只能和党发生联系，党外合作人士和人民及人民群众之间是没有沟通渠道的。
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各地的士绅还是一只重要的政治力量，不少士绅组织的地方武装更是抗击清兵的主力。但是到了1914年，在东三省内，不管是发动人民群众，还是对内对外的宣传上，党和共青团的都起到了主流作用，党外民主人士除了投票赞成决议并捐出一些钱粮外，几乎没有承担任何较为重要的工作。
和袁世凯政权对于革命党人要打要杀的大张旗鼓相比，共和党解除民主人士的政治声望可以说是无声无息，但是所取得的效果却是天壤之别。
因此当吴川提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时，执行委员中的民主人士不是感到愤怒，而是大大的松了口气。这三年以来，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东三省的流行，使得他们被动的去了解了什么是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而布尔什维克和共和党之间的亲密关系，一度让东三省的民主人士担心，共和党会采取激烈的手段对现存的土地所有制进行改革，在战争期间没收汉奸和通敌者土地的政策，已经让他们心生畏惧。
当然，和3年前相比，现在的这些民主人士已经完全丧失了以武力推翻共和党执政地位的想法。他们只能期待共和党采取尽可能温和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而共和党采用什么方式解决土地问题，也就意味着对待他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态度。
和蒸蒸日上的革命委员会相比，大部分民主人士是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和共和党决裂，从而彻底在革命委员会失去自己的地位的。于是，在双方的互相忌惮下，吴川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最终以温和的多数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