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月5日，北苏州路上的上海总商会一楼议事厅内，耿谨文正对着房间内三、四十名商人发表中国棉纺织业协会成立的演说。
“…自辛亥革命以来，随着腐朽无能的满清政府被打倒，我国的工商业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活跃期。就以棉纺业来说，国内的棉花种植面积约比宣统三年扩大了三分之一，年棉花产出达到了700万担左右。
而国内的纱锭只数，也从清末的25万只上下增长到了120万只，上海就占了全国纱锭只数的五分之一。当然，和我们的邻国日本相比，我们又差的远了。
日本在1913年，国内纱锭数就突破了230万支，几乎是我国的一倍数量。每只纱锭加工原棉288.9斤，而我国每只纱锭还不到250斤。在千纱锭的用工数上，我们也是远远高出日本的。去年我们向日本进口的棉纱超过了150万担，而我们向日本出口的棉花也超过了200万担。
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局面，那么我国在棉纺织业上就会完全受制于日本。而且当前我们只能加工利润微薄的粗纱，日本则经营着利润更高的细纱。两相比较之下，双方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当然，我国棉纺业上的对手还不止日本，欧美列强的棉纱棉布同样对我国的棉纺织业造成了极大的打压。不过今次欧洲大战的爆发，使得英国、德国、法国的棉纺业几乎主动中止了对外输出，而美国的棉纺织业则极力为欧洲市场生产，因此可以说本次大战为我国棉纺织业开出了一个难得的窗口期。
所以，我代表革命委员会将各位召集来此地，就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棉纺织业协会，建立起共同的原料采购、机器设备采购、产品外售和资本互助渠道。我们只有团结在一起，才能确保中国的棉纺织业能够在大战期间获得最快的成长速度和更大的竞争力…”
议事厅内不仅有着上海总商会的成员，也有张謇这样的政商名流。满清被推翻，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就采取了政治和商业上宽松的政策。如张謇就出任过工商、农林两部的部长，只是张謇对于做官不感兴趣，或者说民初的政治实在是太混乱，他并不想蹚这摊浑水，因此很快就辞职不干了。
不过张謇在任工商部长的时候，还是明确提出过棉铁主义，也就是类似于实业救国论的主张。先建立一个中央银行，然后以金融业为龙头，筹集国内外资金作为发展工业的资本。优先发展棉纺织业和钢铁工业，然后带动粮食产业、水利、电力、铁路、汽车、机械等产业，从而形成一个以点带面、协调有序的大工业格局。力图以15年初见成效，30年大见成效。
只是这种民族资产阶级的美丽构想，在无法对抗帝国主义和控制住国内各地军阀的前提下，显然是不能成为现实的。如张謇自己如果不是有着偌大的名声和一个军阀弟弟，他自己在南通的产业都未必能够保住，就不用谈什么全国性的资本主义发展了。
虽然张謇对于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并不感冒，他对于孙中山的评语就是“不知崖畔”。至于吴川，一开始他甚至都不屑一顾，只是把希望放在了有可能稳定国内局势的袁世凯和北洋集团身上。
但是在宋教仁死后，革命委员会又取得了对日作战的胜利和收回了山东的两块租借地，那么他就不得不过来坐一坐了。革命委员会也许不会对他本人如何，但是以传闻中革命委员会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对于那些不配合的士绅大户的清算，对方可从来没有手软过。
张謇并不怕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党，这些革命党人虽然看起来穷凶极恶，到处对政敌搞暗杀，但是他们敢对付的也不过是那些没有什么根基的对手。像他这样的地方绅商领袖，革命党并不敢拿出这样的无赖手段，否则他们在地方上就寸步难行。
但是对于革命委员会这样的革命党，张謇就没办法托大了。哪怕是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想干而干不了的工业发展计划，在革命委员会手中正逐步成为现实。而和革命委员会这样的政权对抗，只会让对方把自己整个家族从地方上抹去，因为对方并不需要他们提供资金和各种资源，人家自己就能从地方上获得这些。
比如像今天这个中国棉纺织业协会的成立，如果交由一群商人来办，大约会更热闹些，但是出了上海几乎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力。但是由革命委员会来主持，这个协会的影响力就完全不同了。
全国120万纱锭，上海30万只，汉口15万只，青岛35万只，哈尔滨25万只，这四座城市就占去了近80%的数量。可以说，光是革命委员会自己就占了全国纱锭的一半。而这一战结束，北方棉花产地几乎都在革命委员会势力的辐射范围之内，因此即便他们不举办这个什么协会，对于棉纺业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