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吴川的要求下，革命委员会控制的劳动力公司几乎否决了所有贝加尔湖以西的俄国公司的聘用合同。按照吴川的说法就是：“如果工作地点是在贝加尔湖以西，我们所谓的调查和追究责任就是句空话，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派人前往西西伯利亚及欧洲俄国领土进行调查劳工们的工作环境，自然也就无法保护他们的利益。
对于我们来说，工人阶级是党存在的基础，如果毫不在意的把工人阶级丢给俄国资本家去奴役，那么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还能保持的下去吗？
再说了，把劳工派给俄国的资本家，其实就是在损害我们自己工厂的利益。就眼下这个局面，俄国工厂每少生产一件商品，就等于对我们的工厂订单上增加一件商品…”
各位委员们对于工人阶级的关心程度，大约还不及他们对于革命委员会控股的各工厂利益受损来的重视，因此对于俄国限制输出劳动力的决定，很快就成为了中央委员会的一致认同。
至于那些从俄国人手中赎买过来的德奥俘虏，在他们的德国同胞的安排下，很快就融入了革命委员会下属的各工厂。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年轻的大学生和工厂里的熟练技工，从这些人在俘虏中所占的比例来看，也能够看得出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人力资源已经快要到极限了。
这数千高素质工人的出现，极大的减轻了东三省工业快速发展所遇到的人才匮乏问题。去年东三省制造业加采矿工人的数目是47万人，今年这个数字又翻了翻，达到了95万人。在这样的快速扩张中，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革命委员会的工业生产估计会因为技术工人不足而先爆发出问题了。
但是现在么，从欧洲迁移过来的大量犹太人为革命委员会提供了数万熟练的技术工人，加上从德、奥、美聘请的工程师和熟练技术人员，送往海外培训的青年工人和助理工程师，再加上这些从俘虏中挑选出来的技术人员，算是勉强支撑住了工人数量暴涨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于此同时，前些年革命委员会对于东北教育的大量投入，现在也终于有了一些回报。截止1915年秋，东四省的小学入学人数终于达到了60万人，在校的中小学人数也突破了280万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关内其他各省的总和。
1915年毕业的中学生第一次达到了4.5万，1911年整个东三省中小学在校人数也才4万出头。之所以东三省的教育水平能够如此快速的提高，除了革命委员会不断的提高对于教育的补贴经费，东四省的教育经费今年差不多达到了人均3银元的财政支出，而关内大约为人均0.1-0.2元左右。
而1911年之后，为了逃避本省反动势力的迫害，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都逃到了关外，关内各省的菁华最终都便宜了革命委员会。这些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不但撑起了革命委员会的教育系统，还为共和党提供了大量的新血。
共和党和革命委员会现在的发展速度，就算是身在其中的宋云桐都觉得有些难以置信，就算是一年以前的他也是难以想象，共和党能够走到今日的这一步。而走到了这一步之后，哪怕就是再平庸的人都能看得到，只要翻过了眼前的小小障碍，共和党的前路就是一片宽敞的坦途了。
而在这个时候，俄国布尔什维克们又准备返回本国去完成自己国家的社会革命去了。这些布尔什维克们空出的位置，不由不让人蠢蠢欲动啊。
就宋云桐自己来说，他其实希望现在最好能够保持稳定，等到党真正站上了前面的峰顶，也就是彻底摆脱了国际资本家们的控制，再来讨论党内的人事调整和全国的统一问题，那才是最为稳妥不过的。只是他也清楚，他个人是拦不住那些俄国布尔什维克们返回欧洲去的心思的。中国革命发展的再好，终究也不是俄国革命啊。
想到这里，宋云桐也觉得胸口有些发闷了。他干脆从座位前走到窗前，打开了窗子的一条缝隙透了透气，看着远处的教堂尖顶，呼吸了一口冷冽的空气，算是让他的脑子彻底清醒了过来。
革命发展到今日，党和革命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已经很难再分出彼此了。革命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们，至少有八成是党的中央委员。党中央通过的决议就是革命委员会的决策，而未能获得党所认可的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大会的决定，就无法成为革命委员会的政策颁发下去。
党的最高权力虽然归属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但实际上这一权力掌握在常设的中央委员会手中。中央委员会由15名执行委员和9名候补委员组成，分属于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上的决策归于政治局，人事上的问题归于组织局，书记处负责记录和实施工作。
之前，斯维尔德洛夫就负责组织局和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捷尔任斯基和巴拉诺夫则都在政治局内。现在随着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撤离，这些重要的位置就空缺了出来，哪怕是宋云桐也是看着这些位置感到眼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