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中国人向天津各租界发出的搜查通告不过被视为一个笑话，但是随着中国人把一只装备着重武器的军队进驻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之后，各国租界工部局的董事们就真的感受到压力了。
天津九国租界，除了比利时没有驻兵外，其他各国都有驻军。其中驻军人数最多的是日本，日本天津驻屯军的数量超过了3000人，还配备了一个机关枪中队。之后是法国军队约2400余人，其次是英、俄、美、德四国均在1500-2000人之间，至于奥匈和意大利驻军最少，只有区区数百人而已。
随着德、奥、美三国驻军的撤离或向中国人达成了妥协，剩下的各国驻军加起来也有近万人，但是严重缺乏重武器。其中装备最好的法国军队，也不过是一个营的75毫米火炮，至于马克沁重机枪这种武器，除了没有加入欧洲大战的日本之外，各国驻军中也只有英、法、俄配备了少量。
因此当革命委员会把一只配备了重装备的军队派驻到天津之后，在火力上已经完全压制住了各租界驻军联合在一起的力量。甚至于因为欧洲大战的爆发，原本驻扎在天津的各国军舰也大部分被抽调一空，剩下的几艘小炮艇虽然还具有一定威慑力，但是海河可不是大海，在狭窄的河道内和优势数量的陆军火炮对抗，完全就等于是自杀了。
各国放在天津租界的驻军，一开始考虑的就不是让这些驻军和中国军队单独对抗，而是借助这些驻军在华北建立起一个登陆点，在中国军队试图收复天津租界时，保护后续联军的登陆安全。天津距离北京不过100多公里，只要联军上岸后进攻到北京城下，那么就可以最快的制服中国政府的反抗。
这个作战思路在对上满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时倒也相当有效，但是OTg2NTc=对上了革命委员会就毫无意义了，因为革命委员会的中枢远在哈尔滨，而以革命委员会在北满的驻军，就是濒临北满的俄国远东军区现在都在试图和革命委员会保持和平，哪里还能顾得上出兵反制。
因此，即便各国联军不断的天津上岸，也不可能快速的迫使革命委员会放弃战争选择和平，反倒是有可能让战争扩大化。在美国、德国、奥匈帝国退出了联军之后，联军根本没有能力和中国人打一场扩大化的战争，除非日本人愿意牺牲自己，在没有各国联军的有力支援下，单独对抗中国。
但是以之前朝鲜、山东的战争结果来看，协约国各方并不看好日本能够击败革命委员会。而且在美国退出了联军之后，日本再和革命委员会战斗了起来，那么美国将会失去最后一点制衡，拥有了完全行动的自由。
虽然英法并不认为美国会因此站到同盟国一方去，但是在1916年德国居然还能主动发起凡尔登战役，并扛住了索姆河会战，还协助奥匈帝国稳固了东线，这就说明德国的战争潜力还没有到达枯竭的地步。在这个时候，美国每迟一天参战，都将会使英法多损耗一份元气，在战后也就更加的难以恢复了。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和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8月14日早上获知了天津事件的内容后，经过了一天一夜的内部讨论和英法之间的协商，终于在8月15日上午给驻华的英国及法国公使发来了措词严厉的电报。
由于电报有些长，朱尔典和康德直到上午9时半才看到了电报的内容，双方紧急会面之后，于10点30分向天津发去了电报。卜格斯收到康德公使发来的电报时，距离革命委员会所给予的最后交涉时间11点30分，只剩下了28分钟。
卜格斯看完电报之后，虽然脸色阴沉的可怕，可是心里却是大大的松了口气。事件发生到这一步，他自然是不可能向中国人退让，哪怕让中国军队进攻占领了法租界，也比先挑起了事端又退缩强的多，至少他还是在为法兰西的利益而奋斗，只不过遭到了中国人不理智的进攻而已。
不过卜格斯也清楚，如果真的让中国军队强行进攻法租界，那么他的政治前途就算结束了。也许政府不会追究他在此事件中应该担负的责任，但也不会让他继续在体制内获得什么升迁的机会了。现在既然是政府亲自通过公使下令，让他避免同中国人发生冲突，那么无疑就是卸去了他身上的大部分责任。
卜格斯放下了手中的电报，看着会议室内惶惶不安的工部局董事和官员们，严肃而不失沉痛的说道：“按照公使阁下的建议，为了证明我国并没有窝藏袭击中国警察的凶徒，和中国方面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从而使得德、奥两国从中渔利，我们将接受中方派人搜查法租界。
现在我下令，街道上所有法国军人都撤回军营，没有得到工部局的指令不得上街，有敢于违抗命令者，以战时军法处置。另外，给天津交涉署打电话，我们要求就中国方面进入法租界搜查一事定下规则和结束时间…”
在万国桥的北岸，营长吴江守在了距离桥江浙湖汉北头不到50米的沙包防御工事内，一边用望远镜观望着对岸的情况，一边和部下商议的冲过桥头之后应当拿下哪些制高点，以迅速掌握住万国桥南岸的控制区域。
不过他正渐渐和部下讨论出一个作战计划的雏形时，一名部下却对着他说道：“营长，桥上好像有动静，那些法国军人在后撤，他们要躲藏起来可就不好打了，一会是不是先通知炮兵开上两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