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仁堂内，袁世凯、徐世昌、外交总长陆徵祥几人坐在一起，随着革命委员会在天津和各国爆发冲突以来，国内政局的变化和列强对华立场的变化，就让这些北洋官僚们琢磨不透了。
过去在满清朝廷和北京政府面前耀武扬威的列强外交官，却在一味强硬姿态的革命委员会面前节节退让，甚至不得不交还了天津租界的行政和司法权。
虽然在朱尔典和康德两位公使的劝说下，袁世凯终于下令同德、奥两国断交，并预备向协约国借款练兵，从而加入到协约国一方作战。
但是这一举动很快就被革命委员会以武力进攻河南陆军而中断了，切断了北方和南方北洋诸军的联系之后，革命委员会已经展现了可以拿下北京的实力，这也就使得银行团无法冒险给予北京政府以贷款。毕竟革命委员会已经宣称没有获得国民许可的借款，特别是用于军费支出的借款均为恶债，革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不会认可这等恶债。
甚至于，徐树铮等下野的段系将领，也纷纷在报纸上发言，认为德国陆军世界第一，就连法国和俄国的军队开战以来都是连受重创，以中国这样积贫积弱的国家究竟有什么力量可以在战场上同德军对战？
更何况，从欧洲传回的消息，德国一个步兵团就装备了96挺机关OTg2NTc=枪，差不多每56个人就能配备一挺机关枪；一个步兵师配备了4个炮兵营，约72门火炮，其中四分之一的火炮是100毫米口径以上的。另外德国人还有着大量的毒气弹，一旦为毒气笼罩而又没有及时带上防毒面罩，那么不是死亡也是全身溃烂、失明，可谓是残忍至极。
德军的武装就算是革命军都远远不及，更何况是远不如革命军的北洋诸军。向列强借款训练新式军队显然是不现实的，军队训练完成欧洲大战也应该结束了。而如果从北洋诸军中抽调人员编练，虽然可以迅速成军，但是以北洋军的训练程度和武器装备，在欧洲战场上只不过是给德国人送人头而已。
所以徐树铮这些段系将领以为，假如真要参加欧洲大战，那么还不如交给革命军来组织训练。毕竟革命军打过外敌，对于对外战争还是有着一定经验的，且革命委员会已经能够制造包括机枪、重炮、飞机在内的重要武器，让革命军来组建这支赴欧参战陆军，大约还能让这支参战部队在战场上多活一段时间。
虽然袁世凯不清楚徐树铮为革命委员会张目是不是受到了段祺瑞的指使，但是原本对于训练新军兴趣很高的北洋诸将突然就对这支赴欧新军失去了兴趣。显然这些军头是被报纸上描述的欧洲大战的血腥给吓到了。
虽然借洋人的款项练自己的军队，北洋诸将没有不赞成的。但是听说这支军队训练完毕就要立刻登船去欧洲，大家就不免都打起了退堂鼓。训练好的新军就这么送去欧洲战场，大家不仅白干一场，还倒贴了一批军官，那不就是亏大了吗？
不要说南京的冯国璋和湖北的王占元向袁世凯写信，认为当下应当慎重的加入战争，就连驻扎在保定的曹锟都向袁世凯提出了意见，认为当前并不适合拿参战问题刺激革命委员会，一旦革命委员会认为北京背叛了人民，那么革命军向北京进军就不可避免。
曹锟还向袁世凯建议，第三师分驻直隶南部和山西南部，兵力和革命军相比实在是太单薄了一些。因此，或是干脆让第三师退入山西以求自保；要么就干脆把山西的兵力调动到保定一带，这样革命军北上时至少还有一搏之力。
北洋内部对于出兵一事的分裂，革命委员会的强势反对，使得欧美列强不得不就出兵一事和革命委员会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除了日本人还有些想法，试图用一笔贷款打开通往长江沿岸各省经济圈子的大门，其他列强对于北洋政府的态度，就变得有些暧昧不明了。
原本对于革命委员会就相当不满的袁世凯，现在对于各列强的观感就更加的恶劣了。只是他也知道自己的独裁统治恐怕延续不了多久了，因此他需要一个足以盖棺定论的功绩，以掩盖维新变法期间和推翻清政府这两件事中自己的所作所为。
觉得自己大约挺不过明年的袁世凯，就更加不能放手由自己所主导的赴欧参战主张，最终变成了一笔糊涂账，又或者变成了别人的功绩。
他于是对着几位亲信说道：“共和党到底江浙湖汉北是什么意思？居然要求中央政府配合他们行事，48小时之后和俄国断交并收回俄国在华的租界及其他特权，他们这是把我这个大总统当成了盖章的傀儡了吗？”
居仁堂内参加会议的几人在袁世凯身边待的也算是长久了，自然能够听得出袁世凯语气中的极度不满。看着其他人继续保持沉默，徐世昌不得不站出来接话道：“大总统，共和党的通知虽然无礼，可是我们不能不能不对唐努乌梁海事件作出反应啊。要不然之前岂不是白白得罪了德国人和奥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