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力不从心的感觉顿时浮上了心头，于江浙湖汉北是话到嘴边却不由吐出了这样一句话，“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徐世昌下意识的抬头看去，望着一脸惆怅的袁世凯，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了。两人对视了许久，袁世凯才收拾了心情，平静的说道：“吴畏之如今占尽了上风，不可能就只提出这么一点要求吧？菊人兄还是一次都说出来吧，不必一点一点往外倒了。”
徐世昌沉默了数秒后，便张口说道：“革命委员会认为当前的外交部和陆军部的工作实在是一团糟糕，因此他们要求对于这两个部门的工作作出一定的整顿。另外，直隶除北京地区之外的地区应当交给他们来管理，以便他们更好的对海河流域进行全面的治理。驻保定的北洋第三师除留下一部改编为赴欧部队外，另一部应当调往新疆以保卫边疆。”
袁世凯并没有如徐世昌想的那样发怒，而是意外的平静，在沉思了许久之后，才张口说道：“吴畏之这是想要为自己入京铺平道路了吗？留下一个北京给我，北京之外全交给他，日后他想什么时候收拾我们就什么时候收拾我们，这想的也美了吧？”
徐世昌沉吟了数秒后，还是劝了一句：“我看吴畏之倒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不希望在京畿附近打上一仗而已。第三师虽然精锐，但是对上革命军恐怕也无多少胜算。这一仗打下来，遭殃的终究是京畿百姓，于我于他都不是什么好事。”
袁世凯再次陷入了沉默，他知道徐世昌说的其实不错，吴川现在的选择不过是为了以最小的代价接收北京而已，如果对方把用来对付俄国人的力量用在北京，那么北洋这个团体估计早就分崩离析了。哪怕是他再年轻个十年，对于革命委员会这种以势迫人的方式也不会有什么好的对策，更何况是现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就更加没有这个精力和吴畏之这样的年青人斗下去了。
反复思量了许久，袁世凯终于开口说道：“外交部可以照着他们的意思改一改，不过和列强交涉参战经费的事可以先交给他们去谈；但是陆军部怎么改还是得我们说了算；至于成立赴欧部队司令部的事情可以谈，但是由谁来担任司令部的主官，还是要双方讨论后再定。第三师到底动不动，先等这些事情谈好再说，直隶到底也是我北洋的根本，不可如此轻易的让予他人…”
等到袁世凯说完了自己的决断，徐世昌连连点头答应之后又不免开口问道：“革命委员会的事情算是谈完了，那么撤销对孙文的中华革命党查禁案和孙文之前托日本公使送来的请求重开国会两事，大总统不知是否考虑过了？”
袁世凯略一沉吟方才说道：“对于中华革命党的查禁案可以撤销，不过要求孙文先代中华革命党发表一个声明，回国后不得再攻击中央政府。至于重开国会，等下一任总统再说吧，我现在可没什么精力召开什么国会了。”
徐世昌心里也是苦笑了一声，说到底袁世凯还是无心搞什么共和体制，而只是想要给吴畏之埋下一些麻烦而已。眼下哪怕北洋内部都已经差不多看明白了，这下一任总统非吴畏之莫属了，因为其他人根本坐不住这个位置。就算是袁大总统，也是占了中华民国首任民选总统的便宜，人家不想让这个总统的名分变得太过廉价，才不愿动用武力把袁世凯从这个位置请下来而已。
只是从居仁堂走出后的徐世昌，看了一眼路旁日渐凋零的海棠花，不免大觉这居仁堂多了几分暮气，也不知等到袁世凯去后，北洋上下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不提徐世昌为北洋团体的未来忧心忡忡，哈尔滨的共和党中央委员会这边也正为河南土地改革中爆发的一系列问题争论不下。
比如宋云桐就是支持华北局书记恒宝昆的，他认为河南革命委员会在推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过于激进了，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翻身农民制造的几起对地主乡绅的灭门事件，在社会舆论上给革命委员会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因此应当对于这些制造灭门事件的农民进行公开审判，并暂时停止河南的土地改革运动。
但是，俆景魁对此表示反对，他支持河南革命委员会主席蒋艺舟的意见，“…虽然河南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过去当地农民受到了太深的压迫，这才造成了这种激烈的报复手段。那些被灭门的地主乡绅，过去就是以这种手段对付抗租的农民和本地的进步人士的，农民以这种方式发泄怨气，正是一种反抗压迫的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是错误的，但也不至于要到被镇压的程度…”
负责农村工作的李升可也跟着说道：“河南的情况和关外、山东有着极大的不同。关外是地多人少，山东则可以通过跑关东和前往胶济铁路沿线谋生，因此围绕土地产生的矛盾还没有到地主和贫农之间你死我活的程度，当然在鲁西南地区的人地矛盾毕竟激烈一些，但是在我们大肆兴修水利之后，当地的矛盾也就减缓了许多。
但是河南则有着很大的不同，这里虽然位于中原腹地，但是社会文化相当的封闭，哪怕有一条京汉铁路从河南经过，也极少有人离乡背井的出外讨生活。更何况河南当地的地主乡绅对于贫民的压迫在辛亥革命后力度不断加大，这就导致了土地对于河南农民来说已经从财产变为了生存需求，几亩地的归属变动不是几十上百大洋的财产转移，而是关系着一个家庭能否生存下去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