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阳离开天津的时候，“同和裕”的老板王晏卿正和东北工商银行的代表签署了一封并购协议，“同和裕”将把银号剥离出来，交换东北工商银行1%的股权。
“同和裕”是王晏卿和另外三人集资13000块银元，于1912年在新乡顺河沿街开办的，一开始只有一个小银号，但是在数年之内“同和裕”银号就在河南各地开办了十来家，建立起了“同和裕”银号的金融流通网。
和那些旧钱庄只关注于借贷生意不同，王晏卿从一开始就把“同和裕”银号当成了现代银行来办理，对于各地钱款的流通极为重视，这也使得“同和裕”银号在河南各地扩张的极为快速，当然这种扩张也只能在靠近铁路的大城市内，白朗起义造成的河南乡村残破，“同和裕”银号也是不敢下到小城市去的。
而除了银号生意之外，“同和裕”也很快涉足了其他行业，王晏卿开办“同和裕”时不过25岁，但是他却是河南少有的乐于接触新事物的工商业者，他所崇尚的经营之道是：寓金融于商业，以商业固金融。简单的说，“同和裕”银号的创办就是为其投资工商实业吸引资本，然后再用工商实业获得的利润去扩大银号，从而完成一个正循环。
因此“同和裕”银号的建立和扩张速度，很快就被革命委员会所注意到了。按照吴川的评价：“如果这位王老板出身于美国的话，未必不是另一个洛克菲勒。但是在中国，他的这种商业经营手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不管是列强的金融资本，还是中国当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都不会允许“同和裕”无限制的扩张下去。”
王晏卿想要当个富家翁或买办资本家都可以，但是想要玩金融和OTg2NTc=实业联合垄断的资本家，那么就会被列强银行家和国内的买办资本家们联合打压了。也就是之前的河南督军本身实力较弱，而王晏卿又投靠了袁世凯任命的河南省长，所以“同和裕”才能在河南发展迅速。
否则，不管是在江苏还是湖北，“同和裕”银号早就被人打压了，这并不是什么猜测。1913年，同和裕在河南发展势头极好的时候，王晏卿既开始谋求将河南的土特产输出国外。
在他同各国洋行进行交涉，寻找出口委托代理人的时候，日本洋行的一位职员山崎显道找上了他，劝说王晏卿与其交给各国洋行代理，倒不如自己成立一家出口公司。
这位山崎显道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在驻中国的很多日本洋行工作过，现在正准备出来创业，但是苦于找不到投资者。因此听说了王晏卿准备找洋行代理出口时，就跑过来找他投资了。
这两人都是年轻人，经营理念上也谈的非常投缘，王晏卿虽然有着全新的经营理念，但是他终究还是那种旧式学徒出身，对于如何同外国市场打交道还是一窍不知。
而山崎就在这一点上下了功夫，他告诉王晏卿自己可以从洋行拉出一批人来，都是高学历和有着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才，只要王晏卿愿意投资，那么他们合作就能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出口公司。
对于外国市场一无所知的王晏卿当然希望成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出口公司，这意味着他可以尽快的完成自己的金融实业帝国。
王晏卿给了山崎投资，对方也的确拉出了一个团队成立了天津大东洋行，但是这个团队全部是由日本人组成的。在天津这个列强说了算的地方，王晏卿的投资最终就变成了山崎显道空手套白狼的资本。
1914年欧洲大战爆发，全世界的原物料出口都进入了景气期，大量的河南原物料通过大东洋行出口到了日本和其他地区，但是年底王晏卿和山崎显道一算账，1914年大东洋行居然是亏损的。
王晏卿当然不是傻子，于是在第二年就派出了两名中国人参与管理，但是山崎显道在进出口行业确实有着娴熟的经验，在这两人面前公然做账也没被察觉。当然，如果王晏卿有这样的人才，也不至于一开始就全权委托给山崎显道了。
在第二年继续亏损之后，王晏卿不得不认江浙湖汉北栽，准备收回大东洋行的经营权，但是天津是列强说了算的地方，北洋政府连开平矿务局都拿不回来，何况是一间小小的大东洋行。因此在日租界打官司时，王晏卿不仅拿不回大东洋行，还有向山崎显道等人支付违约金，大致就是把大东洋行赔给山崎显道了。